近年来，广州法院主动将多元解纷工作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探索出一条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新路径，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4年，广州法院推动17.07万件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前，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率保持在95%以上。

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组织3519名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

依托“启德·谐和”广州法院多元解纷中心，广州法院会同行政部门、群团组织、行业协会等全市266家单位在住建、金融、知产等重点行业领域协同对接，形成资源共享、力量统筹的工作格局，解纷“朋友圈”进一步提质扩容。在荔湾区，法院打造“共享法庭”司法驿站，深入辖区街道开展指导调解；在白云区，法院与司法局共建全市首家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花都区，法院与民政局联合成立山茶花工作室，推动各类家事纠纷实质性化解；在番禺区，法院成立大调解中心，不断织密跨部门基层治理网络。

近年来，广州法院持续充实专业调解队伍，建立全市两级法院特邀调解名册，组织3519名特邀调解员在诉前、审前、执前参与调解工作，专业范围涵盖法学、医学、管理学、金融学、心理学等领域，调解案件类型覆盖八成以上民商事纠纷。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8.2万件纠纷通过市场化调解模式解决

近年来，广州法院持续发挥专业性行业调解优势，推动商事纠纷化解提质增效。增城区法院运用“法院+商会”模式成功调解涉企案件，南沙区法院陆续引进广州金融权益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广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专业金融调解机构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开展调解。

2024年，广州法院在金融商事等领域引导“市场纠纷市场解”，8.2万件纠纷通过专业高效、花费更少的市场化调解模式解决，为24.6万名当事人节省诉讼费1.1亿元。针对金融借贷纠纷数量庞大、标的较小等特征，法院对批量性纠纷适用“示范诉讼+类案引调”，同时运用前端保全、诉前鉴定“以保促调”“以鉴促调”。

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加持下，矛盾纠纷化解“快车道”也更加畅通。组织广州全市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入驻广州法院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各类民商事纠纷“足不出户”“足不出企”全流程线上化解，助力矛盾纠纷化解质效大幅提升。

面对特需群体优化特色服务，广州法院开放了手语服务线上预约通道，保障特需群体平等、便捷参与诉讼。近年来，广州法院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升级电子诉讼服务中心，开通涉企、涉破产案件绿色立案通道，持续畅通群众联系法官渠道。在线下诉讼服务大厅入口处投放“智能云柜”，为当事人、代理人提供免预约、免排队、“点对点”的诉讼材料自助存取服务。

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主动融入“1+6+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

近年来，广州法院主动融入“1+6+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全市205名法官进驻180个街镇型综治中心，通过开展个人指导调解、巡回审判、以案释法等，靠前调解婚姻、邻里等纠纷，做实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和韵”驻街调解工作站是海珠法院创新打造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名片，目前已在辖区18条街道实现全覆盖设立，创新运用法律风险提示、诉前禁止令等司法手段，将矛盾止于未发，消弭于萌芽。定期向街道推送“和韵”调解案例，提炼“和韵”调解经验，获得街道社区广泛好评，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善治注入新动能。

广州街镇人口、发展情况各不相同，社会治理须更加精准有效。依托“庭所共建”“枫桥法亭”等机制，全市法院在街镇、村社建立基层解纷站点279个，提供纠纷就地化解的“最小支点”。比如，越秀、黄埔、花都法院等积极参与推进辖区“无讼社区”建设工作；黄埔法院依托司法大数据量化分析辖区街镇纠纷状况，因地施策、靶向治理，推动17个街镇10种易发纠纷数量下降23%；从化法院依托“三人调解小组”“综治微法庭”等，有效拓展矛盾纠纷化解途径。

推动跨境纠纷多元化解，选聘58名港澳台和外籍特邀调解员

云端调解，跨境解纷无界。涉外、涉港澳台网络纠纷的当事人通常不在同一地，针对此种情况，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了全国首个跨境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让当事人可在线上走完解纷流程。目前，该平台汇聚高校、行业协会等44家调解组织共346名调解员，为中外当事人提供英语、葡萄牙语、粤语等多语言在线调解，共同探索因地制宜、因网制宜的跨境纠纷化解路径。

近年来，广州法院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着力打造大湾区多元解纷新路径。依托全国首个涉港澳案件在线授权见证平台——“AOL授权见证通”，广州法院通过科技赋能，让境外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隔空“零成本”完成授权委托，目前已经在全国60多家法院、近5000件案件中适用。

积极聘任港澳籍特邀调解员，激发粤港澳大湾区调解活力，是广州法院优化跨境解纷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2024年，广州法院选聘58名港澳台和外籍特邀调解员参与跨境解纷，精准提升不同类型纠纷化解质效。

下一步，广州法院将继续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更多法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