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五星级信访员”的真诚坚守
【发布时间：2011-06-15 00:00:00】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关闭】
有人说信访工作难做，他在专职信访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有人嫌信访工作繁杂，他从接待、核查到督办、答复全是一个人包干。
有人怕当事人闹访，他却常常把自己和当事人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天。
增城法院院长曾醒萍和同事们说，有“保哥”在这个岗位上，我们信得过。
来访的群众说，梁法官的话，我们信得过。
保哥的“茶功夫”
在增城，大家都叫梁仕保“保哥”。
保哥爱喝“功夫茶”（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技巧），但更多的人觉得保哥更了得的是他的信访“茶功夫”。
到增城法院采访的当天，正是广州全市领导大接访的日子。想到梁法官一定很忙，我们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才去到信访室，正赶上他把几位当事人送到门口。
看到我们，梁仕保连连道歉：“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今天是大接访，来的人特别多。”
人坐定，梁仕保便开始给我们泡功夫茶。
“保哥泡茶很少说话，让来的人有一种安静的感觉，不过来保哥这里喝茶很方便。”陪我们过来的办公室袁主任透露了个“秘密”：这儿的桶装水，平均一天就得一桶。
“上访也好‘闹访’也罢，来者都是客。广东人爱喝‘功夫茶’，往往是茶一端，气就消一半。”梁仕保说。
“一杯热茶，几句暖话，没想到在这儿管大用。”到信访室实习不久的书记员李月梅体会颇深。
今年4月6日，是清明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11点钟，信访室来了二十多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说是从广州专程包车赶到增城法院的。
老人们除了三四个是男的，大部分都是妇女，情绪很激动，七嘴八舌，一时间像炸开了锅。
梁仕保喊保安搬来了椅子，亲自给他们一一端上热茶，奔波了近两个小时的老人们也都渴了，水到嘴边，话就缓了。
梁仕保一边不停地加水，一边和老人们细聊，终于把事情原委弄明白了。
原来，老人们是在几年前听信一家炒卖墓地公司的蛊惑，拿出“棺材本”在增城买了墓地。不想公司后来经营不善，大部分投资“打了水漂”，只剩下了一片墓地。那天，老人们不知从哪儿听说，公司财产马上要被转移，于是相约一起包车从广州来到增城法院，要求法院查封墓地和公司财产。
核实情况后，却发现许多老人家根本就没有到法院起诉，法院无法介入。固执的老人们一听又急了起来，一定要法院给个说法。
梁仕保见此情形，先泡上一壶功夫茶，又请来了业务庭和执行局的法官，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还拿了一大沓空白起诉书，指导老人们书写诉状。直到下午，老人们总算放下心来，最后都满意地离开法院。
“那么多老人家，我真怕他们激动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多亏了保哥的功夫茶，是吧？”李月梅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形。
梁仕保却不认同。
“其实，一杯功夫茶只是个引子。如果一杯茶就能解决问题，那信访就好做了，关键在于倾听。信访工作有时候和心理医生有点类似，要听懂、听准来访人的心思，然后才能对症施方。功夫茶一喝，大家的心就静了，我才能更好地倾听当事人的意见。”
“信访工作首要是‘安访’，要‘安访’就需要沟通，而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正在这时，梁仕保的办公电话响了起来，他连忙回到座位上接起了电话。
这个电话接了整整25分钟。
电话那边，听起来是有当事人不了解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的要求。梁仕保一边听，一边拿着笔记录，一边耐心解释，自始至终没有抬头。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啥都不多，就是电话多、材料多、抱怨多。”放下电话，带着歉意，他双手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茶。
“‘功夫茶’里包含着梁仕保下的‘真功夫’，十年信访工作，每年接访上千人次，他实现了‘零投诉’，增城法院这块牌子成为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响当当的‘信得过单位’，梁仕保的工作功不可没。”曾醒萍说。
难以“兑现”的七张借条
真心、贴心、爱心、耐心、公心，在大伙心目中，梁仕保是不折不扣的“五星级信访员”。
不过与“五星级信访员”不相称的是，梁仕保办公室墙上却一面锦旗也没有。
“保哥，你又把那些锦旗藏哪里去了？里面还有给单位的呢！”袁主任佯怒。
“锦旗应该挂，不过更应该挂在陈列室。”顿了顿，梁仕保又说，“不过，锦旗也真有管用的时候。”
2008年9月，有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先是打电话，后来说要到法院来信访，语气很冲，也不听劝，动不动就一句：“我凭什么相信你？”
小伙子来的那天，正赶上有人来送锦旗。
小伙子目睹了全过程后，口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梁法官，我听你的！”
梁仕保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不管有多忙，来信访的情况都要做到当天登记、尽快处理。
记者随手翻开了一本信访登记簿，让记者吃惊的是：所记录的每一起信访案件非常详尽，不仅有案情介绍、信访问题、办理意见，还包括来访人的基本特征，甚至有些当地当事人的“小名”都记在上面。
“我们的信访登记簿有好多呢!这样的登记簿，保哥几乎一个月就要用一本。”李月梅告诉记者。
有一次，梁仕保看到有个在排队等候接访的人很眼熟。凭着印象，他很快在登记簿里找到了上访者一年多前的记录。
“老严！你好！”
听到梁仕保一下子叫出自己的名字，严某很激动。“梁法官，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
在登记簿里，记者无意中发现了夹在中间的几张借条。数了一数，总共七张，数额不等。
“借到增城法院信访梁法官170元，如果不还，就欠500元。”
“现收到增城法院救助款600元，执行以后归还。”
“代受害人、儿子、女儿领取梁仕保路费现金450元，日后一定偿还。”
……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们还。要他们写欠条，是因为不能让他们觉得总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还是要自力更生。”
记者又问，“你算过大概‘借’了多少钱吗？”
“那没有算，反正只要口袋里有钱，就不会不管。”
调研科科长毛冠贤说，保哥这几年资助的当事人少说也有五六十人，万把块钱。
梁仕保摆摆手，“都是小事。我这里也没有大事。”
“做信访工作十年，我什么怪事都碰到过！”
2006年，有个患心理障碍的人来法院信访。他认为，曾喝过别人给的啤酒，之后自己脑子里想什么，对方都知道。他来法院是想让法院把他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那天是周六，梁仕保刚好来办公室，那人拿两块大石头，把法院玻璃砸了，门口的广告牌也砸了，一块石头刚好从梁仕保身边擦过。警方闻讯赶到后，得知这人有精神病，也没法追究他的责任，他的家人也不愿管他。
后来，梁仕保通过法院领导找他村里，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对他加强监管，这几年他不来了。
“做信访工作十年，什么怪事我都经历过！”梁仕保说。
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来法院唱歌，她也很逗，唱的内容是把国际歌改编成骂人的话。她来信访反映的问题，都是左邻右舍的小事，二十多年前和别人吵一架，现在也来起诉。跟她说不清、道不明，有村民和她吵架后，都不敢回家住，她的儿女也不理她，认为她无理取闹。
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梁仕保反复耐心地劝说她，让她不要打扰法院的工作，老太太好不容易答应不唱歌了，可是过了一会又说，不行，我还是要唱歌。中午，老太太饿了，梁仕保给她打饭；晚上，开私家车送她回边远山区的家；太晚了，就自己掏钱安排她在旅店住一晚。
“不管是谁，我们不能随便地打发了事。”
2007年，一个患有高度抑郁症的患者，整天戴个大草帽，一来法院就坐一上午，他带一大袋子材料，封皮上写着给中央领导，材料里面写的却是“邻居家的一只猫，晚上喵喵叫，吵得我睡不着觉”。
梁仕保了解到，现年60多岁的当事人曾以增城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因病没去，由此得了抑郁症。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梁仕保去居委会协调，每月给他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叫他哥哥把他领回去，解决了低保，这几年他不再来了。
“很有意思，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困难户’，就好像信访室的‘VIP’，到这儿来享受特别待遇。”谈起这些让人头痛的事，梁仕保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有的当事人来法院只是倾诉，我要做的就是真诚地倾听，耐心地解释，毕竟很多问题靠法院一家是无法解决的，我能帮他们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我多做一点，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五星级信访员”的无奈
“做信访工作十年，我经常感到很害怕！信访员不是‘传话筒’，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帮到他们。”梁仕保显得有些忧虑。
“近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接待几十宗交通肇事赔偿纠纷。肇事司机把人撞死后逃跑了，现场就留下一辆破车，肇事司机‘无名氏’，当事人不管……”
“反正你们法院已经判了我这么多钱，你们就要替我执行回来。”
“法院很为难：肇事者找不到，找到了又没有钱，只好把那辆车拍卖了，像一堆废铁一样，能卖多少钱？”
“我只能耐心地跟当事人解释，替他去职能部门跑跑，尽量给他申请到一点救助，别的办法也没有。”
“经常是伤者躺在医院等钱抢救，肇事方迟迟不给钱。我真的见不得这种情况，很揪心！”梁仕保一口气讲了很多无奈。
“我不想只当‘传话筒’，但是，经常我也很无奈！”
而类似于这样的无奈，梁仕保几乎每年都要碰到几十起。
1985年，胡某的爷爷过世前，写遗嘱表示给她一份房子，但是后来胡某和叔叔打官司争房产，执行阶段多给了叔叔两平方米住房，叔叔也据此办了房产证。
胡某咽不下这口气，她便到处信访。2007年开始，胡某频繁来增城法院信访，心情不好就来倾诉一番，短了三五天，长的几个月来一回。每次上门，梁仕保都耐心接待，中午时，还给她买盒饭吃，天晚了，就开私家车送她回家。
“这种当事人哪儿都有，他们来法院也知道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他们郁积在心中的闷气，总要有个发泄的渠道。”梁仕保说，“我就认准一条，群众的信任，是我最大的满足，这是信访工作最好的回报。”
信访法官肩上只能有责任
记者：听说您对信访工作有个“三类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梁仕保：在实践中，我把信访种类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反映问题、催办案件，是法院自己就能办的，这种情况最好办，但要不怕得罪人，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敷衍应付和不理解的情况，毕竟这是找自己单位人的“茬”、还可能会“伤了自家人的和气”；第二类是涉及程序或者需要与其他单位协调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落实，还牵涉到几家配合，很麻烦。但是怕麻烦的人干不了信访工作，最难的是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第三类是少量单靠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这类问题也容易造成重复访，甚至信访已经成为他（她）生活的一部分了。
记者：从您的“三类论”上来分析，要做好信访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从您十年的信访工作经历来看，您觉得信访工作到底难在哪里？
梁仕保：信访工作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不管矛盾有多深，说白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哪有绝对解不开的“死疙瘩”？有些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要悉心解释、反复做思想疏通工作，当事人总有一天会理解的。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要朝前看的，不管有多难，努力就有希望。我对信访工作的要求归纳为八个字：热情、耐心、认真、负责。态度热情、耐心倾听、认真处理、积极负责，信访工作难就难在“不认真、不负责”上，认真解释、化解矛盾是信访法官的责任。一名合格的信访法官肩上只能有责任，有私心杂念的人也干不好信访工作。
记者：信访工作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苦差事”，受气又受累，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在这个“阵地”上坚守十年？
梁仕保：198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增城法院，做过书记员、当过民事法官，2002年法院党组决定选我去做信访工作。整天和不同的带着“怨气”的当事人打交道，从不喜欢到尊重，从尊重到喜欢，十年来，我逐渐琢磨出了一个道理：做信访工作必须要学会忍耐，这不是“装孙子”，而是因为信访法官代表着国家机关，对群众有气度、有容忍是应该的，毕竟我是一名人民法官。同时，信访工作与立案工作一样同为法院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要是冷冰冰，就会“凉”了老百姓的心，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理解法院、相信法院，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它的意义与审理案件一样崇高、一样有意义。
记者：今年来，很多地方都流行“幸福论”，您觉得自己幸福吗？
梁仕保：一个人幸福感的来源可以有很多，有的人为自己拥有亿万家产或者为自己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而感到满足，但是这些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内心真正获得平安幸福。信访工作十年，可以说整天与“不安”生活在一起，但是当我通过努力为当事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为当事人挽回一些损失，甚至是给身处困境中的当事人多说一句安慰人心的话、送上一些微不足道的资助，看到更多的人对生活又鼓起信心、看到希望，我就感到很幸福，而这种幸福是很多人没有办法享受到的。一个法官要知道民间疾苦，富有同情心，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同时，我的幸福感也来自于我的家庭。我和我的爱人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收入都不高，但是我们靠着扎扎实实的努力，在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爱人在医院当护士长，也是医院技术最扎实、最有名的护士。刚到法院工作那几年，我经常为了学习法律知识忙到凌晨一两点，女儿起床看到爸爸还在学习法律，很触动，她知道爸爸白天要忙工作，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充电”，很心疼我，她的学习也从来不用爸爸妈妈辅导，重点大学毕业后，女儿自己考上了美国丹佛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正在美国留学。虽然我俩工作都很忙，还经常加班，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家庭感情。“保嫂”很满足，她经常兴致勃勃地把家里的荣誉证书翻出来看：广州市文明家庭，增城市文明家庭……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一种莫大无比的幸福。
靠真诚赢得信任
在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审判楼左侧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偏房”，那里曾是专门接待群众上访的信访接待室。作为立案庭专职信访员，梁仕保在这里一干就是近十年，直到去年底搬到新的办公室。
梁仕保倒有些不舍，“新办公室条件是好了，不过，我觉得还是以前那个地方更方便，群众来了好找，还不用过安检门，随时可以来。信访室这个地方‘门槛’越低越好，越方便当事人越好！”
梁仕保1989年从部队转业时，在海关和法院之间，选择了后者。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审判员，一直做到民庭副庭长。正当他在民事审判岗位上做得“渐入佳境”的时候，2002年，院里选派梁仕保任专职信访员。
军人出身的梁仕保选择了服从。
副院长郑永强现在还记得当时院党组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他办案细心，对人真诚，心眼好！
“这么多年来，有些当事人投诉我们的法官，甚至骂过我们的法官，但从没有人投诉过保哥（指梁仕保）。现在回头看，当初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郑永强说。
调研科科长毛冠贤接过话匣：“不但没有投诉，还有当事人在领导大接访时找到院领导，说你们的梁法官不错。”
对此，梁仕保有自己的看法：“信访就是接受群众投诉的，如果信访被投诉，那怎么行？！”
话虽如此，要做到十年没有被投诉，梁仕保有自己的体会：“说到底，信访工作是群众工作，是思想工作。要做好信访，就得真心为群众办事，让群众信任你。”
人民法院报 记者：林晔晗 通讯员：马伟峰 2011年05月20日
有人嫌信访工作繁杂，他从接待、核查到督办、答复全是一个人包干。
有人怕当事人闹访，他却常常把自己和当事人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天。
增城法院院长曾醒萍和同事们说，有“保哥”在这个岗位上，我们信得过。
来访的群众说，梁法官的话，我们信得过。
保哥的“茶功夫”
在增城，大家都叫梁仕保“保哥”。
保哥爱喝“功夫茶”（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技巧），但更多的人觉得保哥更了得的是他的信访“茶功夫”。
到增城法院采访的当天，正是广州全市领导大接访的日子。想到梁法官一定很忙，我们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才去到信访室，正赶上他把几位当事人送到门口。
看到我们，梁仕保连连道歉：“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今天是大接访，来的人特别多。”
人坐定，梁仕保便开始给我们泡功夫茶。
“保哥泡茶很少说话，让来的人有一种安静的感觉，不过来保哥这里喝茶很方便。”陪我们过来的办公室袁主任透露了个“秘密”：这儿的桶装水，平均一天就得一桶。
“上访也好‘闹访’也罢，来者都是客。广东人爱喝‘功夫茶’，往往是茶一端，气就消一半。”梁仕保说。
“一杯热茶，几句暖话，没想到在这儿管大用。”到信访室实习不久的书记员李月梅体会颇深。
今年4月6日，是清明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11点钟，信访室来了二十多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说是从广州专程包车赶到增城法院的。
老人们除了三四个是男的，大部分都是妇女，情绪很激动，七嘴八舌，一时间像炸开了锅。
梁仕保喊保安搬来了椅子，亲自给他们一一端上热茶，奔波了近两个小时的老人们也都渴了，水到嘴边，话就缓了。
梁仕保一边不停地加水，一边和老人们细聊，终于把事情原委弄明白了。
原来，老人们是在几年前听信一家炒卖墓地公司的蛊惑，拿出“棺材本”在增城买了墓地。不想公司后来经营不善，大部分投资“打了水漂”，只剩下了一片墓地。那天，老人们不知从哪儿听说，公司财产马上要被转移，于是相约一起包车从广州来到增城法院，要求法院查封墓地和公司财产。
核实情况后，却发现许多老人家根本就没有到法院起诉，法院无法介入。固执的老人们一听又急了起来，一定要法院给个说法。
梁仕保见此情形，先泡上一壶功夫茶，又请来了业务庭和执行局的法官，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还拿了一大沓空白起诉书，指导老人们书写诉状。直到下午，老人们总算放下心来，最后都满意地离开法院。
“那么多老人家，我真怕他们激动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多亏了保哥的功夫茶，是吧？”李月梅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形。
梁仕保却不认同。
“其实，一杯功夫茶只是个引子。如果一杯茶就能解决问题，那信访就好做了，关键在于倾听。信访工作有时候和心理医生有点类似，要听懂、听准来访人的心思，然后才能对症施方。功夫茶一喝，大家的心就静了，我才能更好地倾听当事人的意见。”
“信访工作首要是‘安访’，要‘安访’就需要沟通，而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正在这时，梁仕保的办公电话响了起来，他连忙回到座位上接起了电话。
这个电话接了整整25分钟。
电话那边，听起来是有当事人不了解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的要求。梁仕保一边听，一边拿着笔记录，一边耐心解释，自始至终没有抬头。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啥都不多，就是电话多、材料多、抱怨多。”放下电话，带着歉意，他双手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茶。
“‘功夫茶’里包含着梁仕保下的‘真功夫’，十年信访工作，每年接访上千人次，他实现了‘零投诉’，增城法院这块牌子成为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响当当的‘信得过单位’，梁仕保的工作功不可没。”曾醒萍说。
难以“兑现”的七张借条
真心、贴心、爱心、耐心、公心，在大伙心目中，梁仕保是不折不扣的“五星级信访员”。
不过与“五星级信访员”不相称的是，梁仕保办公室墙上却一面锦旗也没有。
“保哥，你又把那些锦旗藏哪里去了？里面还有给单位的呢！”袁主任佯怒。
“锦旗应该挂，不过更应该挂在陈列室。”顿了顿，梁仕保又说，“不过，锦旗也真有管用的时候。”
2008年9月，有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先是打电话，后来说要到法院来信访，语气很冲，也不听劝，动不动就一句：“我凭什么相信你？”
小伙子来的那天，正赶上有人来送锦旗。
小伙子目睹了全过程后，口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梁法官，我听你的！”
梁仕保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不管有多忙，来信访的情况都要做到当天登记、尽快处理。
记者随手翻开了一本信访登记簿，让记者吃惊的是：所记录的每一起信访案件非常详尽，不仅有案情介绍、信访问题、办理意见，还包括来访人的基本特征，甚至有些当地当事人的“小名”都记在上面。
“我们的信访登记簿有好多呢!这样的登记簿，保哥几乎一个月就要用一本。”李月梅告诉记者。
有一次，梁仕保看到有个在排队等候接访的人很眼熟。凭着印象，他很快在登记簿里找到了上访者一年多前的记录。
“老严！你好！”
听到梁仕保一下子叫出自己的名字，严某很激动。“梁法官，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
在登记簿里，记者无意中发现了夹在中间的几张借条。数了一数，总共七张，数额不等。
“借到增城法院信访梁法官170元，如果不还，就欠500元。”
“现收到增城法院救助款600元，执行以后归还。”
“代受害人、儿子、女儿领取梁仕保路费现金450元，日后一定偿还。”
……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们还。要他们写欠条，是因为不能让他们觉得总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还是要自力更生。”
记者又问，“你算过大概‘借’了多少钱吗？”
“那没有算，反正只要口袋里有钱，就不会不管。”
调研科科长毛冠贤说，保哥这几年资助的当事人少说也有五六十人，万把块钱。
梁仕保摆摆手，“都是小事。我这里也没有大事。”
“做信访工作十年，我什么怪事都碰到过！”
2006年，有个患心理障碍的人来法院信访。他认为，曾喝过别人给的啤酒，之后自己脑子里想什么，对方都知道。他来法院是想让法院把他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那天是周六，梁仕保刚好来办公室，那人拿两块大石头，把法院玻璃砸了，门口的广告牌也砸了，一块石头刚好从梁仕保身边擦过。警方闻讯赶到后，得知这人有精神病，也没法追究他的责任，他的家人也不愿管他。
后来，梁仕保通过法院领导找他村里，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对他加强监管，这几年他不来了。
“做信访工作十年，什么怪事我都经历过！”梁仕保说。
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来法院唱歌，她也很逗，唱的内容是把国际歌改编成骂人的话。她来信访反映的问题，都是左邻右舍的小事，二十多年前和别人吵一架，现在也来起诉。跟她说不清、道不明，有村民和她吵架后，都不敢回家住，她的儿女也不理她，认为她无理取闹。
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梁仕保反复耐心地劝说她，让她不要打扰法院的工作，老太太好不容易答应不唱歌了，可是过了一会又说，不行，我还是要唱歌。中午，老太太饿了，梁仕保给她打饭；晚上，开私家车送她回边远山区的家；太晚了，就自己掏钱安排她在旅店住一晚。
“不管是谁，我们不能随便地打发了事。”
2007年，一个患有高度抑郁症的患者，整天戴个大草帽，一来法院就坐一上午，他带一大袋子材料，封皮上写着给中央领导，材料里面写的却是“邻居家的一只猫，晚上喵喵叫，吵得我睡不着觉”。
梁仕保了解到，现年60多岁的当事人曾以增城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因病没去，由此得了抑郁症。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梁仕保去居委会协调，每月给他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叫他哥哥把他领回去，解决了低保，这几年他不再来了。
“很有意思，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困难户’，就好像信访室的‘VIP’，到这儿来享受特别待遇。”谈起这些让人头痛的事，梁仕保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有的当事人来法院只是倾诉，我要做的就是真诚地倾听，耐心地解释，毕竟很多问题靠法院一家是无法解决的，我能帮他们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我多做一点，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五星级信访员”的无奈
“做信访工作十年，我经常感到很害怕！信访员不是‘传话筒’，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帮到他们。”梁仕保显得有些忧虑。
“近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接待几十宗交通肇事赔偿纠纷。肇事司机把人撞死后逃跑了，现场就留下一辆破车，肇事司机‘无名氏’，当事人不管……”
“反正你们法院已经判了我这么多钱，你们就要替我执行回来。”
“法院很为难：肇事者找不到，找到了又没有钱，只好把那辆车拍卖了，像一堆废铁一样，能卖多少钱？”
“我只能耐心地跟当事人解释，替他去职能部门跑跑，尽量给他申请到一点救助，别的办法也没有。”
“经常是伤者躺在医院等钱抢救，肇事方迟迟不给钱。我真的见不得这种情况，很揪心！”梁仕保一口气讲了很多无奈。
“我不想只当‘传话筒’，但是，经常我也很无奈！”
而类似于这样的无奈，梁仕保几乎每年都要碰到几十起。
1985年，胡某的爷爷过世前，写遗嘱表示给她一份房子，但是后来胡某和叔叔打官司争房产，执行阶段多给了叔叔两平方米住房，叔叔也据此办了房产证。
胡某咽不下这口气，她便到处信访。2007年开始，胡某频繁来增城法院信访，心情不好就来倾诉一番，短了三五天，长的几个月来一回。每次上门，梁仕保都耐心接待，中午时，还给她买盒饭吃，天晚了，就开私家车送她回家。
“这种当事人哪儿都有，他们来法院也知道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他们郁积在心中的闷气，总要有个发泄的渠道。”梁仕保说，“我就认准一条，群众的信任，是我最大的满足，这是信访工作最好的回报。”
信访法官肩上只能有责任
记者：听说您对信访工作有个“三类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梁仕保：在实践中，我把信访种类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反映问题、催办案件，是法院自己就能办的，这种情况最好办，但要不怕得罪人，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敷衍应付和不理解的情况，毕竟这是找自己单位人的“茬”、还可能会“伤了自家人的和气”；第二类是涉及程序或者需要与其他单位协调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落实，还牵涉到几家配合，很麻烦。但是怕麻烦的人干不了信访工作，最难的是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第三类是少量单靠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这类问题也容易造成重复访，甚至信访已经成为他（她）生活的一部分了。
记者：从您的“三类论”上来分析，要做好信访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从您十年的信访工作经历来看，您觉得信访工作到底难在哪里？
梁仕保：信访工作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不管矛盾有多深，说白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哪有绝对解不开的“死疙瘩”？有些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要悉心解释、反复做思想疏通工作，当事人总有一天会理解的。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要朝前看的，不管有多难，努力就有希望。我对信访工作的要求归纳为八个字：热情、耐心、认真、负责。态度热情、耐心倾听、认真处理、积极负责，信访工作难就难在“不认真、不负责”上，认真解释、化解矛盾是信访法官的责任。一名合格的信访法官肩上只能有责任，有私心杂念的人也干不好信访工作。
记者：信访工作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苦差事”，受气又受累，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在这个“阵地”上坚守十年？
梁仕保：198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增城法院，做过书记员、当过民事法官，2002年法院党组决定选我去做信访工作。整天和不同的带着“怨气”的当事人打交道，从不喜欢到尊重，从尊重到喜欢，十年来，我逐渐琢磨出了一个道理：做信访工作必须要学会忍耐，这不是“装孙子”，而是因为信访法官代表着国家机关，对群众有气度、有容忍是应该的，毕竟我是一名人民法官。同时，信访工作与立案工作一样同为法院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要是冷冰冰，就会“凉”了老百姓的心，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理解法院、相信法院，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它的意义与审理案件一样崇高、一样有意义。
记者：今年来，很多地方都流行“幸福论”，您觉得自己幸福吗？
梁仕保：一个人幸福感的来源可以有很多，有的人为自己拥有亿万家产或者为自己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而感到满足，但是这些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内心真正获得平安幸福。信访工作十年，可以说整天与“不安”生活在一起，但是当我通过努力为当事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为当事人挽回一些损失，甚至是给身处困境中的当事人多说一句安慰人心的话、送上一些微不足道的资助，看到更多的人对生活又鼓起信心、看到希望，我就感到很幸福，而这种幸福是很多人没有办法享受到的。一个法官要知道民间疾苦，富有同情心，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同时，我的幸福感也来自于我的家庭。我和我的爱人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收入都不高，但是我们靠着扎扎实实的努力，在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爱人在医院当护士长，也是医院技术最扎实、最有名的护士。刚到法院工作那几年，我经常为了学习法律知识忙到凌晨一两点，女儿起床看到爸爸还在学习法律，很触动，她知道爸爸白天要忙工作，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充电”，很心疼我，她的学习也从来不用爸爸妈妈辅导，重点大学毕业后，女儿自己考上了美国丹佛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正在美国留学。虽然我俩工作都很忙，还经常加班，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家庭感情。“保嫂”很满足，她经常兴致勃勃地把家里的荣誉证书翻出来看：广州市文明家庭，增城市文明家庭……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一种莫大无比的幸福。
靠真诚赢得信任
在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审判楼左侧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偏房”，那里曾是专门接待群众上访的信访接待室。作为立案庭专职信访员，梁仕保在这里一干就是近十年，直到去年底搬到新的办公室。
梁仕保倒有些不舍，“新办公室条件是好了，不过，我觉得还是以前那个地方更方便，群众来了好找，还不用过安检门，随时可以来。信访室这个地方‘门槛’越低越好，越方便当事人越好！”
梁仕保1989年从部队转业时，在海关和法院之间，选择了后者。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审判员，一直做到民庭副庭长。正当他在民事审判岗位上做得“渐入佳境”的时候，2002年，院里选派梁仕保任专职信访员。
军人出身的梁仕保选择了服从。
副院长郑永强现在还记得当时院党组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他办案细心，对人真诚，心眼好！
“这么多年来，有些当事人投诉我们的法官，甚至骂过我们的法官，但从没有人投诉过保哥（指梁仕保）。现在回头看，当初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郑永强说。
调研科科长毛冠贤接过话匣：“不但没有投诉，还有当事人在领导大接访时找到院领导，说你们的梁法官不错。”
对此，梁仕保有自己的看法：“信访就是接受群众投诉的，如果信访被投诉，那怎么行？！”
话虽如此，要做到十年没有被投诉，梁仕保有自己的体会：“说到底，信访工作是群众工作，是思想工作。要做好信访，就得真心为群众办事，让群众信任你。”
人民法院报 记者：林晔晗 通讯员：马伟峰 2011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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