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两级法院大力开展诉前联调工作，创新“社区法官”、“诉前联调工作站进村”等工作模式，最大限度协调社会关系、修复社会秩序、优化社会环境，走出了一条司法与社会双赢之路。

    连日来，笔者在广州中院以及增城、南沙等法院走访了解到，截至目前，广州两级法院已经和429家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建立联调工作制度，建立了一支包括政法干警、热心村民、公益律师和社会工作者在内的900余人的诉前联调专兼职队伍，将诉前联调的关口前移、工作重心下沉，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末梢，法院变被动受理纠纷为主动提供法律服务。

                                   ●南方日报记者 洪奕宜 通讯员 杨晓梅 周冠宇

 

 

    广州南沙区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随着辖区经济飞速发展，南沙区法院近年来在提供司法保障、优化法治环境上不断创新，创立社区法官制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吴伟彤是南沙区首位社区法官。作为立案庭副庭长，他把积极开展诉前联调、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效能发挥到最大。一天，吴伟彤接到社区调解员打来的电话，家住珠江街福生社区的陈先生和冯女士又吵起来了，还是老问题——分属两人的房屋虽然相邻，但屋前有块自留地却一直没法分清界线。社区解决不了，只好求助社区法官。

    接到电话后，吴伟彤便约了调解员和当事人到现场勘查。经现场调解，陈先生和冯女士当场划定界线，冯女士自行砍掉种在陈先生地界上的竹子，而陈先生则拆除建在冯女士地界上的茅棚，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日后永不争议。

    说起社区法官的功劳，社区主任林云斯赞不绝口：“吴法官每周都过来给我们上课，指导我们做好调解工作，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他经常对大家说‘见了官，伤了和气、伤了面子，就不好再做邻居了’，让居民们明白怎样解决矛盾才是最好的方式。”

    据介绍，社区法官工作室自去年8月挂牌至去年底，自行调解纠纷6宗，在法院诉讼3宗。今年以来，自行调解2宗，没有一件起诉到法院，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矛盾就地解决，构建无讼社区”的工作目标。

    福生社区所属的珠江街，是南沙区的重点街，华侨多，因征地引起的历史遗留问题多。

    作为完善社会管理的先行先试点，珠江街将社区建设下沉、政法工作下沉作为社区管理的重中之重，珠江街党委书记欧阳刘兵对诉前联调工作有着深切的体会：“各方力量走到了基层，法律送到了家门口，基层的纠纷就可以不出村居。”

    对送法进社区的重要性，南沙区法院院长吴翔深有感触：“街道村居是社会矛盾发生的最前沿，也是化解矛盾的主阵地，矛盾初起时如果法院能够及早参与，有利于将矛盾化解于萌芽，为政府化解矛盾提供法律思维和法治化的工作建议。”

 

 

    与吴翔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增城市法院院长李娜。增城法院在全市最早试行诉前联调工作站进村镇工作模式，方便村民足不出村化解生产生活纠纷。她说：“2011年新塘镇大墩村事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反思，推动诉前联调工作站进村的想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要走到最基层去听民意、解民忧，教育村民和村级自治组织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权益，解决纠纷。”

    据悉，目前广州市两级法院已经建立诉前联调工作室27个，设有调解法官定期驻点办公的工作室派驻点、工作站、巡回窗口118个，下一步，白云、南沙法院“社区法官”工作模式，增城法院“诉前联调工作站进村”工作模式将在全市推广。

    在珠三角地区，因劳动者维权引发的劳动争议甚至是上访事件突出，诉前联调机制以其特有的优势，在化解劳动纠纷等许多群体性事件中成效显著。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2年6月的一天，400多名工人聚集在白云区均禾街广州丰裕鞋业有限公司门口，群情激奋。接到信息通报后，白云区法院第一中心法庭马上介入，院本部诉前联调工作室也迅速驰援。针对930名工人不满公司加班费和福利待遇补贴的发放，4名法官就案说法，让双方对纠纷解决有了充分了解和预期，在街道劳动监察大队和司法所的紧密协助下，双方终于和解，公司发放580万元的补贴，137名工人主动离职，余下工人到新厂区继续上班。一次大规模的劳资纠纷就此化解。

    广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市诉前联调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徐跃介绍：“按照广东省的规定，法院对劳动争议、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九类纠纷规定了前置程序，这种制度设计极大地提升了纠纷导入率，但是否同意调解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最大限度兼顾效率与公平。”

    “这就像法院对汹涌而入的案件潮设置了一道合理有节的分洪闸口，将相当一部分应该也可以分流的案件通过既定的程序，化解于诉讼的门槛之外。”广州中院副院长舒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