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亵儿童案骤升 罪名认定难度大
【发布时间：2015-03-18 09:57:19】 【稿件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魏徽徽 杨晓梅】 【关闭】
法官称小孩遭性侵后，完整表述被害经过反而不可信，其认为
儿童报案说个大概就够了
备受关注的广州海珠区某幼儿园门卫“银叔”猥亵2岁女童欣欣（化名）事件几经波折，从被羁押到一审判无罪，再到二审改判有罪，历时近2年。然而，媒体曝光的猥亵儿童案件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数据显示，广州中院12年来共受理猥亵儿童案65起，年收案量从4年前开始暴涨，今年的头两个月已受理5件。
近日，广州中院主审多起猥亵儿童案件的法官杨毅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并解读终审为何无罪改判有罪。他指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认定困难。
事件背景
2岁女童幼儿园遭门卫性侵
现年65岁的银世全，是广州某幼儿园聘请的保安，认识的人都叫他“银叔”。2012年10月23日8时40分许，银世全在幼儿园门口，从家长手中接过迟到的欣欣，并将欣欣送往课室后返回值班岗位。期间，银世全在视频监控中消失近1分钟。
同日及24日晚上，妈妈在帮欣欣洗澡时，欣欣均表示阴部疼痛，称被幼儿园门口的叔叔用尖尖的东西弄了阴部，家长遂怀疑欣欣在幼儿园被性侵。26日早上，家属到幼儿园了解欣欣疑被性侵一事，后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期间将银世全头部打伤。
该案从银世全被羁押到一审判无罪，再到二审改判有罪，历时将近2年。2014年8月4日，银世全被广州中院二审改判有罪，判刑1年6个月，从二审宣判之日起算，扣除先前羁押的13个月6天，去年12月28日，银世全已刑满释放。
案件分析
3个关键点致二审改判有罪
杨毅是该案的二审主审法官，他坦言，“这个案子证据上确实存在瑕疵和漏洞。”据了解，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证据方面存在疑问，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对此，杨毅讲述了最后改判的3个关键点。
会不会是孩子说假话？
被害人欣欣说不清楚案发时间和地点是事实。在庭务会讨论时，大多数法官都认为欣欣不会讲假话，因为这个女孩子才不到3岁，说谎话的几率很小。
杨毅认为，欣欣虽为幼童，但是对于疼痛感、大体的案发时间和地点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像这种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以她的社会经验来看，根本杜撰不出来。”
消失1分钟能做什么？
银世全牵着欣欣从监控录像中消失到独自一人重新出现，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一审认为其很难完成猥亵的动作。2014年7月11日，杨毅与书记员一起去到幼儿园，意外发现这个幼儿园非常小，占地面积只有300平方米左右。
“从门口到教室可能也就是10米的距离，拐了一个弯，当时算了一下，20秒就足够来回了。”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二十秒的时间来完成猥亵动作。
口供作假
是怎么回事？
银世全在前三堂供述及亲笔供词中，关于猥亵的大体经过几乎完全一致，这与人的记忆规律不符。“现在说这一段话，下个小时再说肯定不同。”杨毅指出，笔录虽然有多个问题，但主要问题就是交代作案经过。由于银世全翻供，控方在一审时把办案民警传讯到法庭对质。
杨毅认为，三堂的供述中，侦查人员还问了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重复，而且所有笔录均经银世全签名认可，并没有足够理由推翻公安的笔录。
法官说法
猥亵儿童罪司法认定困难
杨毅指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难在“报案材料”，即被害人的陈述不详细。不过，杨毅说，“小孩只要能说出来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大概的时间就够了。要求她像成年人一样，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完完整整表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反而不可信。”
杨毅表示，猥亵案件具有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这类案件罪犯完全不认的，还要有被告人在案发现场的证据。
庭审更关注“面相”及表情
“在法庭上，我首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表情，刑事案件审多了，罪犯都有特殊的面相，一看就知道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是不是犯罪的料子。”杨毅表示，他会看被告人的眼睛多一点，特别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可以看出来是不是真诚。
“银世全回答问题就不真诚，当然他的表现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是依据证据。”杨毅说，观察被告人的表情，可以给法官在判断是非时一个内心确信。
中院数据
2011年起猥亵儿童案骤增
通过法院内部系统检索关键词，杨毅统计出2003年至2015年2月，这13年多的时间内猥亵儿童案的受理数量。统计显示，广州中院受理的猥亵儿童案件共有65件。其中，二审案为60件，因同时犯强奸等其他罪名在中院一审的，则有5件。
杨毅发现，在2011年以前，每年中院收案量都只有几件，其中2003年到2010年的八年间一共才收到20件。然而，2011年以后猥亵儿童案忽然暴涨，尤其是在2014年，一年时间就达到了19件。其中，绝大部分被害人都是女性，男性被害人比较少。
“中院审理的绝大部分都是二审案件，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肯定更多。”杨毅指出，由于被害人都是小孩，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有限，遭遇性侵害后能够被发现的还只是极少数。
涉案大多是70后单身汉
关于被告人的特征，杨毅统计时发现，以往的案件基本上都是70后男性作案，今年则有一个被告人是1991年出生的。这些涉案人员要么是无业游民没结婚的，要么是老婆不在身边没人管着，很少有夫妻双方都在一起而作案的。
发生的地点，最多是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子的，利用邻居之间的便利实施性侵。番禺和白云特别多，基本上都是外来人犯罪。有一些是在幼教场所，如幼儿园和培训机构，由幼儿园门卫实施的还不止一起。还有到处寻找作案目标的罪犯，2014年就审理了一件。
另外，案发时间大多在白天，而且涉性犯罪都是夏天多，冬天或寒假都有回家过年的习惯，案发的反而少。
法官表示如非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对儿童实施性侵
猥亵最多判5年量刑偏轻
去年，花都一起性侵案由女童母亲主动向媒体曝光，宁愿忍受公众对其“粗心大意”的各种指责，也要在罪犯头顶打上“聚光灯”。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家长主动曝光揭露了目前受害家庭保护体系的“短板”，以及猥亵儿童罪量刑偏轻的现实。
多名法官和律师也坦言，猥亵儿童的罪犯判刑偏轻的居多，猥亵儿童判处5年以上的法定情形只有两种，一是聚众实施，二是在公共场所实施。如果不符合上述情形，就算猥亵一百个，最高也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
“色狼”骑车四处作案
发现单身女童就下手
刘友刚现年37岁，四川人，有猥亵儿童的“前科”。2011年5月，他来到番禺一家普洱饲料厂工作，作案时，总是骑一辆自行车在村街巷口晃悠，四处寻找没有成年看护人在身边的女童。
2011年7月10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番禺区沙湾镇紫坭村某直街某号出租屋，进入屋内对被害人安安（案发时8岁）进行猥亵，后骑车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安安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处女膜破裂。
2012年10月7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紫坭村某大街某号出租屋，将独自在家的被害人敏敏（案发时8岁）强行拉到出租屋大院的公用厕所里进行猥亵。后敏敏哭喊，群众闻讯赶至，刘友刚遂迅速骑车逃离现场。
同年11月18日7时许，敏敏及其父亲在紫坭村市场附近发现刘友刚，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敏敏报案时称，被刘友刚先后猥亵过两次，第一次是6月份，因为姑姑刚好回家，刘友刚的猥亵行为未得逞。
抗诉
二审顶格改判4年半
一审时，刘友刚当庭供认先后两次对两名女童进行猥亵的犯罪事实。番禺法院认为，考虑刘友刚当庭自愿认罪，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宣判后，番禺区检察院抗诉认为，刘友刚有显著犯罪人格，缺乏真诚悔意，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情节恶劣，被害人身心遭受巨创，危害后果严重，一审判决量刑畸轻。
二审时，杨毅是该案的主审法官，他发现刘友刚的妻子口供证实，刘友刚曾在佛山顺德区沙湖市场附近，将一名女孩拉到附近的小树林欲行侵犯，被人发现并被抓获。后其妻子提出刘友刚犯有精神病，经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并赔偿，取得谅解而未被判刑。
杨毅指出，刘友刚至少实施了三次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多次猥亵，但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也没有指控。二审考虑刘友刚是惯犯，而且在侦查阶段一直否认犯罪，直至一审庭审时才对所犯罪行予以供认，认罪态度不好，应从重处罚。
《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罪没有特殊情形的，最高刑只能判5年，刘友刚案二审法院改判了4年半，基本上是顶格判刑。
法官观点
猥亵儿童量刑普遍偏轻
“我们在审查猥亵儿童的案件中发现一些问题，重要的一点是，量刑上偏轻了。”杨毅说，能够5年以上量刑的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聚众实施，二是在公共场所实施。“判5年以上的情形限定在那两种太少了，如果没在公开场合，没有聚众，猥亵一百个，最高只能判到五年。”
另外，二审法官如果认为一审判轻了，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罪犯上诉的二审不能加刑，只有抗诉的才可以加重处罚。杨毅称，尽管法官普遍认为猥亵儿童案量刑偏轻，但检方因此提出抗诉的案件只是极少数。
最新动态
对性侵案法援将免审查
记者通过多方了解到，目前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联合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正在推动新的法援政策，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免除未成年人家庭的经济困难审查。
省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子殷认为，如果可以做到这种免除经济困难审查，法援将来就充当了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维权的平台，下一步只需要将法援专业化。
目前，郑子殷正牵头开展“互助童行”项目，召集更多熟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且有志于公益工作的律师，准备通过法援处平台帮助更多性侵案家庭维权。
有望建一站式问话中心
对于儿童性侵案，郑子殷认为，最好由心理咨询师来询问受侵害的孩子，通过游戏、玩沙盘、画画等方式，用相对长的时间建立起互信后，小孩子才能更好还原被侵害的过程。
郑子殷曾参与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讨论，商量共建一个“一站式儿童问话中心”。即侦查机关将问话中心设置在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询问录口供、指定社工帮助受害家庭，争取一次性完成所有证据收集的工作，避免二次伤害。
郑子殷透露，此前已就此与广州女子医院协商，“医院表示配合，但还需要有具体的办理指引，并且必须经公检法同意。”据了解，郑子殷是起草的负责人之一，其称目前该项目仍在论证阶段。
女童疑被邻居性侵
母亲却是浑然不知
花都一名9岁女童小琪（化名）疑被邻居秦某（年约50岁）性侵长达三年，家长浑然不知。2014年9月，嫌犯已经被拘留，女童母亲担心罪犯得不到严惩，主动向媒体曝光，甘愿忍受公众对其“粗心大意”的各种指责。
记者近日获悉，这案已在花都区法院一审开庭，嫌犯被控猥亵儿童罪、强奸罪。为小琪一家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郑子殷律师透露，秦某被指控猥亵儿童罪和强奸罪两项罪名，一审已经开庭。
“结果会怎么样，没底。”郑子殷律师曾代理过海珠区某幼儿园门卫银世全猥亵儿童案，该案去年由广州中院二审改判有罪，银世全被收监。尽管经历了两年时间，从一审无罪到二审改判有罪，郑子殷仍表示，花都案比海珠案更难办，让他感到压力更大，不敢猜测结果。
反思
家属曝光揭维权短板
如果刘女士没主动向媒体曝光，这起性侵案很可能像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性侵案一样，淹没在法院的卷宗里。“由于目前国内尚没有事后保护机制，他们往往只能寄希望于媒体。”郑子殷说。
“刘女士每一次被人责怪她粗心，她就一脸的眼泪，我们帮她维权一直很紧张，压力非常大。”郑子殷称，“假设真被性侵了三年，这个母亲确实很粗心。”其实，受侵害的孩子如果受到正确疏导，时间久了会淡忘，家长则会陷入内疚情绪，甚至无法自拔。
郑子殷认为，这个案件折射了几个问题，首先没有专门保护被害家庭的机构，即使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维权，但不是立体的。性侵、虐待、遗弃、家暴等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时，监护人往往存在失职，甚至就是侵害人。法律规定了多部门有责任救济，但就是因为“多”，所以用不了力，没办法统筹各方力量。
律师看法
应对惯犯常犯加重刑罚
“对于屡次实施猥亵儿童的罪犯，不应只是从重处罚，而应该加重刑罚。”郑子殷指出，猥亵儿童案件的被害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往往在审判中被忽略。法院定罪量刑时，更注重身体上的伤害，以及犯罪情节是不是恶劣。
“应该有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将被害人身体和精神的损害程度进行鉴定，形成一份评估报告，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但目前性侵案审判中，并没有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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