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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民事承责体系的构建——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发布时间:2020-03-23 17:44:12】 【稿件来源:环资庭】 【作者:刘欢】 【关闭】

 

污染环境单位犯罪造成经济损失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下简称“责任人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刑法规定应根据情况判处犯罪分子赔偿经济损失,而民法规定由法人或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刑民法律规范似乎存在冲突。如果适用刑法,意味着刑法可以直接规定民事责任,有僭越之嫌;如果适用民法,同一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承担民事责任,似乎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一、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八)》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由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将污染环境罪由结果犯下降为行为犯([1]),因此污染环境罪一般没有受害人,所侵害的民事权益并不明确,而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2]),在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其保护的对象是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3]),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多数人可被拟制为受害人,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基础就此确定。

(一)法律规定中刑民承责存在矛盾冲突

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为本单位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且刑法明文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4])。污染环境罪既可以由单位构成又可以由个人构成,属于不纯正的单位犯罪([5])

对于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31条规定了双罚制([6])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对于民事责任,《刑法》第36条规定根据情况判处犯罪分子赔偿经济损失。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民法总则》第62条仅规定由用人单位或法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未规定直接行为人须承担民事责任。“刑罚是用以惩罚犯罪的一种强制方法,它建立在对犯罪人的剥夺性痛苦之上,是最严厉的强制方法”([7]),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既然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承担较轻的民事责任也应顺理成章,但是民法规定竟不承责。为防止污染环境行为,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首先使用强度较低的民事制裁,而是直接处以最严厉的刑事处罚,似乎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悖。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8])上述刑民法律规定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具体如何适用,值得思考。

 

(二)司法实践中刑民承责存在交叉重叠

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单位犯污染环境罪且被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共获得来自于贵州、安徽、江苏、山东、重庆等地裁判文书13份,具体详见列表:

13份裁判文书结果显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单位均被追究民事责任;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均未被追究民事责任,即便被列为被告,要求其民事承责的诉请也被法院以执行公司职务为由驳回,如顺驰公司案中的游某某和许某某;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主体,反而被追究民事责任,如沃鑫公司案中,沃鑫公司虽然不构成犯罪,但被以与湘盛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由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新安华公司案中,新安华公司二厂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不构成犯罪的总公司新安华公司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藏金阁公司案中,藏金阁公司不构成犯罪,但被以放任首旭公司违法排放废水为由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通过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单位犯污染环境罪所引发的刑民责任并不一一对应,而是交叉重叠;部分当事人不构成犯罪而被追究民事责任,但是构成犯罪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员工等却未被追究民事责任。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不止一次出现,如新安华公司案、沃鑫公司案、藏金阁公司案。上述裁判结果是否矛盾,污染环境单位犯罪的刑民责任如何协调,值得思考。

 二、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承责应由民法确定

(一)犯罪行为可适用侵权体系进行评价

评价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应当将刑事犯罪的主体和行为代入民事侵权体系中。

1.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和《侵权责任法》中“用人单位”、《民法总则》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是否等同。《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五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也包括个体经济组织等([1]);《民法总则》规定的组织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法人包括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其中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特别法人包括机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最新实施的《民法总则》为参照,《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与《侵权责任法》中的企业属于营利法人的范畴,《刑法》中的事业单位、团体与《侵权责任法》中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属于非营利法人的范畴,《刑法》中的机关和《侵权责任法》中的国家机关属于特别法人的范畴。因此,《刑法》中的“单位”、《侵权责任法》中的“用人单位”和《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具有对应关系,具体详见列表:

2.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与《侵权责任法》中“工作人员”、《民法总则》中“法定代表人”是否等同。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直接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因此,《侵权责任法》中“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涵盖单位犯罪责任人员,而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又可以涵盖《民法总则》中的“法定代表人”。综上,在判断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时,法定代表人可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其他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可适用《侵权责任法》。

3.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和“直接责任”与《侵权责任法》中的“执行工作任务”和《民法总则》中的“执行职务”是否等同。上述会议纪要对单位犯罪进行了定义,即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直接责任”应当是为单位谋取利益中所产生的。用人单位可以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中获取一定的利益([2]),“执行工作任务”和“执行职务”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因此,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应等同于“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直接责任”应等同于“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中的责任。所以,单位犯罪中的主体和行为均可以在民法中找到对应概念,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评价具备前提。

(二)民事责任承担的确定应当适用民法

《刑法》和《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虽然调整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属于同一位阶,也不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故不能以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选择适用。

有观点认为应适用《刑法》,即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首先,《刑法》第36条规定应根据情况判处犯罪分子赔偿经济损失,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也是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也属于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理应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侵权责任,刑法本身具有谦抑性,举重以明轻,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既已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更应承担较轻的民事责任;再次,任何用人单位都应守法经营,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也应合法,因此“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应当是在法律的界限内实施,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犯罪行为已超越法律的界限,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的范畴,因此不能以此免除民事责任;最后,司法实践中本身对单位组成人员的实际处罚并没有那么严厉([3]),如果再不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将会进一步放纵犯罪。

另有观点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即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首先,赔偿经济损失不属于五种主刑和三种附加刑的范畴,属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应遵循民法;其次,《刑法》第36条规定“根据情况”来确定赔偿责任,没有直接规定赔偿;最后,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承担之间无必然联系。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首先,赔偿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责任,《刑法》第36条并未直接规定民事责任,而属于准用性法律规范([4]);其次,该条款中的“根据情况”应当包括侵权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方面的情况,侵权事实包括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适用的法律也应当是民法;再次,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同属违法行为,只是刑事犯罪的违法程度更严重,两者之间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差别,这其中的差别是否已经达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地步,没有法律依据;最后,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行为已超越法律的界限,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的范畴。按此逻辑,工作人员或法定代表人的侵权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也超越了工作任务和职务的范畴,如此一来用人单位任何时候都无须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和《民法总则》第62条亦无存在之必要,故第一种观点显然存在逻辑矛盾。简言之,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承担应当适用民法,不能仅依据构成刑事犯罪而追究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承担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通过检索案例发现,在同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有罪的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而无罪的其他公司却要承担民事责任,这表面上的逻辑矛盾背后实质适用了同一民事侵权裁判标准。

1.有罪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在逻辑。首先,对于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言,单位的任何行为都需要通过自然人进行实施,单位犯罪也不例外,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行为符合成立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而单位犯罪是以自然人的犯罪为前提的,“因为单位毕竟是拟制的人,自然人在单位的活动中仍处于主导地位”([5]),因此对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应处以刑事责任;其次,民事责任应适用替代责任和用人者责任。所谓替代责任,就是因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由某人代替他人来承担侵权责任人的一种责任形态([6]);而所谓用人者责任,“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劳务派遣人员以及个人劳务关系中的提供劳务一方因执行工作任务或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用人单位或者劳务派遣单位以及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7])因此,有罪的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规定。

2.无罪须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在逻辑。在沃鑫公司、藏金阁公司两案中,沃鑫公司和藏金阁公司均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仍承担民事责任。鉴于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均不是该两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所实施的,故从刑事法律规范而言,不构成刑事犯罪。这虽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但无法解释前述“有罪的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结果。对此笔者认为,对于污染环境罪中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不能适用刑法谦抑性、举重以明轻等笼统的原则比照刑事责任来认定,而应当独立适用民法。因此未承担刑事责任的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亦符合民法规定。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环境利益的污染环境罪处理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追求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我们不妨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是否为最佳选项?首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其日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已停产停业,其民事承责能力已严重削弱,如果此时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会影响环境的修复,无法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其次,单位犯罪意志的确定是通过单位的决策机制形成的([8]),单位犯罪“直接的主管人员”可以决定和分配单位的工作任务,犯罪行为实际上是贯彻“直接的主管人员”自己的意志;最后,在公司、企业等盈利单位中,“直接的主管人员”虽然没有直接获得犯罪行为的收益,但是对于犯罪收益的分配有较大的发言权,客观上较多地享受了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好处,如果“直接的主管人员”不承担民事责任,客观上是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因此,能否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环境利益的立场出发,让“直接的主管人员”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值得思考。

三、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承责体系的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在刑事追责的同时,要严格依民法独立评价民事责任,据此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构建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承责体系:

(一)民事责任承担的确定不应附属于刑事责任承担

笔者认为,产生上述质疑的根源在于以往的刑民追责通常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此模式将刑民事责任捆绑在一起,在同一程序中判定刑民责任,很容易以同一思维模式、裁判尺度衡量两种责任,无意中形成有罪则须承担民事责任,无罪也难以认定民事责任的思维惯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次实现“刑民分离”,更加符合民事诉讼的运行原理([9]),法官可以在民法的框架内独立评价犯罪行为的民事责任。因此,笔者建议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切入点,从刑事、民事两个评价体系对同一污染环境行为进行双重评价,分别追究刑事、民事责任,理由如下:

1.污染环境刑民案件的证据标准不同。刑事证据标准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包括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证据标准采用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原则,即使双方均没有充分证据否定对方证据,法院仍可以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故以民事证明标准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因此可能同一组证据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但足以证明侵权事实。

2.污染环境刑民案件的承责方式不同。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民事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责方式有重大差别,只是在罚金和赔偿损失的履行顺序上要遵循民事优先原则,因此刑民责任的认定实质上不存在哪种程序优先、谁以谁为前提的问题,“先刑后民”也不是处理同一行为引发刑民诉讼的铁律,甚至有观点提出根据民事赔偿优先原则的要求,应构建“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10])

3.污染环境刑民案件的责任构成标准不同。污染环境罪构成标准是“严重污染环境”,而环境侵权构成标准是“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严重污染环境”不能被理解为“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实害结果”([11]),有些“严重污染环境”尚未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而“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环境侵权标准较“严重污染环境”刑事防线又大幅推前。因此,可能同一污染行为构成犯罪但不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侵权但不构成犯罪。

因此,从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原理以及法律的规定来看,“先刑后民”都不应作为一项处理民刑交叉诉讼的原则([12])。笔者并不是否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是主张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更多地引入民事诉讼的理念和思维,以相同的权重和精力分别独立评价刑事和民事责任,不能将“附带”理解为“附属”。

(二)不同犯罪单位中的责任人员民事责任有所不同

犯罪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五种类型,其中公司、企业等单位对相关责任人员的承责有特别规定。在实践中,一人公司的股东、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或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等往往直接经营单位业务,兼任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经常以“直接的主管人员”的身份出现,对于此类人员,应当按照各自部门法的规定处理:

1.《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公司构成污染环境罪,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的,应就单位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2.《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个人独资企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投资人对单位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清偿的民事责任。

3.《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合伙企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执行合伙人应认定为直接的主管人员,除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他合伙人如果没有参与经营,则不是直接的主管人员,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应承担民事责任。

有观点认为,在污染环境单位犯罪中,兼任“直接的主管人员”的公司股东如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应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股东的上述行为实质上与“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性质相同,“如果单位成员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且犯罪所得归自己所有的,就应否认单位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成员的刑事责任。”([13])笔者认为这里的单位成员应当包含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行为属于自然人犯罪的范畴,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此时没有所谓“直接的主管人员”,从民法角度来看,上述侵权行为应视为个人行为,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执行职务”的范畴,故不存在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民事承责问题。

关于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民事承责问题,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主要是由营利性的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实施,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非营利单位在司法实践中鲜有被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此类“直接的主管人员”的民事承责没有探索的现实必要性,应直接依据《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规定处理。

(三)同一单位中的不同责任人员民事责任有所不同

单位犯罪中存在“直接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类人员,两者所起到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如果说“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系受管理人员指示执行工作任务,而“直接的主管人员”系在单位犯罪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此“直接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民事责任应有所区别。污染环境罪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以此为由让“直接的主管人员”直接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有利于环境修复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但毕竟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则。有观点提出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基于震慑和吓阻违法的考虑,以特别法的方式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就其实施的职务侵权行为与法人共同承担责任([14])。对于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而言,笔者分析如下:首先,《刑法》第36条是准用性规定,即参照民法执行,而且刑法本身也不能直接规定民事责任,因此没有在刑法中增加特别法规定的必要;其次,民法有独立的侵权评判标准,不可能仅依据犯罪行为直接确定民事责任;再次,污染环境单位犯罪区别于其他单位犯罪的因素在于环境、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如以环境因素为由增加特别法的规定,那么《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中的所有犯罪均涉及环境因素,应否一并纳入值得商榷;如以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为由增加特别法的规定,那么《刑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章节中的所有犯罪均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且较环境侵权对人的损害更直接,此类犯罪也有对应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否一并纳入值得商榷;最后,《刑法》第36条规定民事赔偿优先于罚金的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规定其他民事诉讼生效裁判优先于公益诉讼裁判的履行,依现行立法和司法理念,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必然优先于个人利益。修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笔者虽然不否认特别法的作用,但要选定恰当的范围,至少单在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范围内不具有可行性。

现行法律虽然欠缺“直接的主管人员”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但并不代表“直接的主管人员”可以逃避所有民事责任。《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民法总则》第62条第2款规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上述条款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法定代表人在单位犯罪中通常属于“直接的主管人员”,公司、企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向 “直接的主管人员”追偿,从这一方面而言,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也间接得到了保障。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仅仅是执行“直接的主管人员”的决策、指示等,其在法律规定中也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的范畴,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结论

通过分别适用刑法和民法进行独立评价,可有效协调基于同一污染环境行为而产生的刑民责任承担问题。污染环境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民事责任的承担,应当视犯罪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性质分别作出判断。“直接的主管人员”应依据民法的具体规定有条件地承担民事责任,“其他责任人员”则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1])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月第1版,第160页。

([2])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月第1版,第157页。

([3]) 黎宏:《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总第141期),第82页。

([4]) 刘风景:《准用性法条设置的理据与方法》,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总第169期),第45页。

([5]) 黎宏:《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总第141期),第82页。

([6]) 王利明:《论我国侵权责任法分则的体系及其完善》,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第120页。

([7])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79月第5版,第923页。

([8]) 陈忠林、席若:《单位犯罪的“嵌套责任论”》,载《现代法学》20173月第39卷第2期,第114页。

([9]) 陈瑞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0页。

([10]) 刘少军:《论“先民后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第142页。

([11]) 喻海松:《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23期,第75页。

([12]) 张卫平:《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2页。

([13]) 高明暄、王剑波《单位犯罪主体人格否认制度的构建-从单位犯罪相关司法解释谈起》,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第125页。

([14]) 沈德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4月第1版,第481页。


([1]) 赵秉志:《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载《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第129页。

([2]) 吕忠梅:《环境法学概要》,法律出版社20168月第1版,第244页。

([3]) 肖建国:《利益交错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原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6页。

([4])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7月第5版,第135页。

([5]) 陈兴良:《单位犯罪:以规范为视角的分析》,载《河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总第76期),第17页。

([6]) 张军:《刑法【总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5月第7版,第387页。

([7])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7月第5版,第501页。

([8]) 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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