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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19-03-08 10:44:55】 【稿件来源:南沙区法院】 【作者:南沙区法院】 【关闭】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研究
    ——以广州市南沙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实践为样本
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课题组*
 
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之历史内涵解读
(一)历史梳理
2014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5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几乎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简称“深化改革意见”),提出“推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2016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分别将“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2016年工作重点之一。
20166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第21条提出:“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理。”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201411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指出:“要加强研究论证,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及时简化或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1]
(二)内涵解读
如果把“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改革来看的话,那么从上述有关正式文件以及权威观点中,可以对“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基本内涵做如下解读:
第一,从改革基点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并不是一项新的制度,而是原先就存在的制度。十八届四中全决定强调的是“完善”该项制度,而不是创建该制度。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沿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措施“完善”,而最高检“深化改革意见”则使用“推动完善”的措辞。从这样的含义出发,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所言之“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探索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索”,实际上是指“探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是不是探索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第二,从目标来看,这次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健全分流机制。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使用“构建”的措辞,而最高检“深化改革意见”则使用“健全”的措辞。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原来就存在一定的分流机制,比如,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2]对于特定类型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可以按照“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处理。[3]另外,还有改革试验中的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轻微犯罪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等等。[4]但是,从实践反映的效果来看,并不是那么理想,或者说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所以,需要“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同时,它并不或不应限于在原有制度上的健全。既然作为一项改革,同时也允许“探索”,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构建”新的制度。这才符合改革与探索原本所具有的意义。
第三,从内容上来看,其主要内容在于建设科学合理的程序体系。这一程序体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程序组成部分、具体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不应是一项独立的制度,也不应是一项意欲创建的新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性的法律制度”。[5]就目前而言,它由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等组成。但是,他们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之间如何合理衔接,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这些对接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具体制度中,其具体的程序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适用案件范围、适用条件等等。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比如程序“简化”或程序“终止”等等,也都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四,从现实动因看,主要有二:一是源于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有学者指出,1995年,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是1690407件,2013年达到6598247件。1995年法院刑事一审收案数为495741件,2014年为104万件,2015达到1126748件。在20年里,案件数增幅约127.29%。而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1995年,全国法院工作人员总人数为280512人,法官人数为168571人;2013年总人数为33万,法官人数约19.6万;2014年总人数为36万,法官人数为19.88万。在20年里,法官人数增幅约18%,与案件增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6]正如学者所言,从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缓解“案多人少”带来的困境是该项改革举措出台的主要原因。[7]二是现有程序制度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有学者指出,许多省份反映,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并无明显上升,有的地方适用比例反而有所下降。根据《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截止2015820日,183个试点基层法院、检察院共适用速裁程序审结刑事案件1560616055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30.70%,仅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12.82%。可见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率整体上不够理想。[8]
第五,从关注点来看,其集中在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等三种情况。无论是孟建柱同志的讲话,还是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都重点强调对这三种情况的关注。
第六,从目的来看,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正如上文所言,我国现阶段正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同时,为了诉讼公正正在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庭审的实质化,由此势必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这对于“案多人少”的困境而言,无疑是“火上添油”。正如学者所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审判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配套措施而提出”[9],由此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认罪的集中更多司法资源处理,认罪认罚的通过快速程序处理,从而提高司法效率。
二、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正如前文所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强调,主要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的考虑。按照这一逻辑,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价值取向显然应当是效率。那么,这种基于效力取向的制度,其正当性基础何在呢?下面,拟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实体正当性
从实体上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正当性基础:
第一,契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步发展时间(1949-1965)、遭受破坏时期(1966-1976)、恢复与发展时期(1977-2005)、最新发展时期(2005-)。[10]与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我国的刑事政策也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调“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11]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下的制度体现,其主要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主要针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的案件实行宽缓处理。正如孟建柱同志要求,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从这也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第二,降低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定义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从性质上而言,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只有这种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才予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谓的“情节”,包括罪前情节、罪中情节和罪后情节。[12]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等情形,属于罪后情节,尤其是积极退赃退赔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从量刑理论看,报应的正当性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其中报应性属于责任刑,而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定的刑罚属于预防刑。[13]社会危害性降低,不仅可以出罪,从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而言,也可以在刑罚上从宽处理。
第三,降低人身危险性。正如上文所言,刑罚中包含责任刑和预防刑。“犯罪后的态度,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和改造的难易程度,因此,从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出发,这一事实情况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14]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自首、坦白等犯罪后的表现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可以获得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指导意见》还将“当庭自愿认罪”这一酌定情节予以规范化,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的,可以获得一定的量刑优惠。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等犯罪后表现,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从有利于刑罚目的实现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获得从宽处理。
可见,在实体层面,从刑事政策、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方面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存在着正当性基础。
(二)程序正当性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在程序上具有以下正当性基础:
第一,有利于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正如上文所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是一种集合性的制度,它通过其他更为具体的制度作为载体,而且这些具体的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我国目前而言,至少体现为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程序和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等等。由此,根据案件中认罪认罚具体情形,分别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对于不认罪的案件,则通过普通程序进行审判。由此,对案件进行了合理的分流。根据案件情况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诉讼程序,这是国际上普遍的经验,也是诉讼的普遍规律。
第二,提高司法效率。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的同时,实际上也提高了司法的效率。这主要表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认罪认罚的案件基本上流向简化程序,比如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这些程序在某些环节上进行了简化,无疑提高了司法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简化程序的适用,节省了司法资源,从而可以有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不认罪而适用普通程序审判的案件,这样也会加快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从总体上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还提高了司法质量。
第三,尊重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以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认罚作为基础,尤其强调被追诉人的自愿性。而这种对自愿性的强调,本身就体现了对被追诉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在实体上而言,被追诉人可以认,也可以不认;可以在审前阶段认,也可以在庭上认;可以认罪认罚,也可以认罪不认罚;可以自始至终都认,也可以认了之后再撤回等等,都由被追诉人自由决定。在适用简化程序问题上,也是以被追诉人的同意为前提,如果被追诉人不同意适用简化程序,那么也不得适用,因为这些简化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克减,基于司法公正的考虑,需要以被追诉人的同意为前提。因此,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都体现了对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尊重。
第四,有利于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被追诉人,应当予以逮捕;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15]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社会危险性的降低,为采取非羁押性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础。各地在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试验中,已出现了“程序从宽”的做法,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优先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16]某地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验前相比,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平均羁押期限由137天缩短至40天。[17]可见,认罪认罚制度有利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水平。
三、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问题研讨
自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有关试验就在全国铺开,有关问题的研讨也相应展开。有关讨论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时代背景、价值取向、适用案件范围、适用阶段、适用条件、可协商事项范围、认罪认罚的含义、案件证明标准、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程序选择权、撤回权、上诉权等等)、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检察机关、法院以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律师的作用、从宽的模式、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类似制度的关系,以及与现行有关制度的关系。有些问题基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时代背景、价值取向、该制度中律师的作用等等,但是,更多的问题尚存在在不同看法,甚至争议还比较大,这里拟对一些尚存在不同看法的主要问题做一些探讨,然后再结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的实践样本,提出相关的改革建议。
(一)认罪的含义
关于认罪的含义,理论上尚存在争议。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概括认罪说。[18]概括认罪说认为,认罪的“概念核”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既要承认“行为”,也要承认“犯罪”,但不包括追诉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罪名、犯罪形态等)的认识。其二,具体认罪说。[19]具体认罪说认为,认罪不能满足于概括地承认罪行,而必须提供事实细节,“认罪”是提供犯罪细节的“供述”。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认罪”供述在我国仅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由法官进行心证之后作出裁判,它没有终止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因此必须具体。第二,这是查明案件真相所必须。第三,提供具体的犯罪细节,“比形式性的认罪宣告更容易反映出犯罪人主观上的悔过态度”。第四,可以“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沦为应对案件压力的工具”。另外,具体认罪说也认为,对罪名的不同认识不影响“认罪”的成立。其三,协议说。协议说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被指控的行为事实,并在后续的协商过程中达成了承认罪行指控的协议,就应当被认定为符合“认罪”的要求。[20]换言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了如实供述“事实”之外,还需要达成“协议”。
有学者指出,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情形复杂多样,如有的被追诉者口头上认罪但在陈述案件事实时避重就轻、有的被追诉者表示认罪但屡犯不改、有的被追诉者口头上认罪但主观上的抗拒非常明显、有的被追诉者是否认罪认罚存在判断上的困难(如时供时翻等)、在可否因认罪认罚换来缓刑方面被追诉者的认罪认罚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有的被追诉者认罪但不认罚等等。总体而言,被追诉者在认罪认罚的主动性、阶段性、充分性、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难以确立认罪认罚的统一标准,并给予明确的规范评价。[21]针对上述复杂多样的认罪表现,实际上还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或标准,比如即认说,悔罪说等。即认说,是指只要被告人认即可,不管是认轻的还是认重的,只要认了,就按照也仅按照认的部分从宽处理。悔罪说,是指被追诉人不仅需要口头上认罪,而且还需要内心或主观上悔罪。
上述各种学说的区别,一是客观行为与主观认识的差异,二是客观行为内涵和外延的差异。认罪说,无论是概括认罪说还是具体认罪说,其与悔罪说的差别在于是否要求主观要件。概括认罪说与具体认罪说的差异在于认罪的内涵不同。而认罪说与协议说的差异则在于认罪的外延是否要求达成协议。
(二)认罚的含义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认罚的含义,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三要件说。[22]该说认为,认罚包括以下三项条件:第一,接受刑事实体法上的刑罚后果;第二,放弃在普通程序中所享有的部分法定诉讼权利;第三,退赃退赔。其二,抽象刑罚说。[23]该说认为,认罚是被追诉人对于可能刑罚的概括意思表示。具体而言,被追诉人“认罚”的判断标准应当为接受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的抽象刑罚。其三,处罚说。[24]该说认为,“认罚”是指被追诉人接受司法机关提出的处罚方案。这里的处罚不应局限于刑事处罚,还应包括其他性质的处罚措施。上述三种观点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认罚的外延上。三要件说与抽象刑罚说的区别在于认罚的含义中是否包含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和退赃退赔,抽象刑罚说与处罚说的区别在于罚的外延是否仅限于刑事处罚。
(三)适用案件范围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放宽说。[25]放宽说认为,认罪认罚制度是建立在侦控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延伸,它适用于任何案件性质、诉讼程序类型,广泛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二,是限制说。[26]限制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所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作出严格限制。其理由如下:第一,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对传统司法观造成强烈冲击。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趋于平等化,双方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进行协商,以及进行利益交换,由此势必对传统司法观形成强烈冲击。第二,产生风险问题。在协商和利益交换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和风险。因此,应当对适用案件范围进行严格限制。
(四)适用阶段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何阶段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侦查阶段禁止说。该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不适用于侦查阶段,其理由如下:第一,侦查阶段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不符。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取证,而不是认罪协商。第二,许可侦查阶段促成认罪协商,可能导致侦查人员过分依赖口供,造成错案。第三,允许侦查阶段进行认罪协商,可能会导致非法取证,进而造成冤假错案。其二,全阶段说。[28]该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存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整个阶段。其理由大体如下:第一,存在于全部阶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和直接体现;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适用于侦查阶段,有利于发挥其激励功能;第三,侦查阶段限制说所担心的不当取证问题,可以通过加强侦查讯问程序的人权保障来解决。
(五)证明标准
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证明标准应如何把握,目前尚未形成比较明确的意见,但是,这又是一个在当下的改革试点工作中亟待澄清的问题。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之证明问题诸学说,有学者[29]概括如下:(一)证明标准降低说;(二)证明对象限定说(“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三)证明责任减轻说;(四)证据调查简化说。上述所有观点均认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应与不认罪案件有所区别,但此种区别是否便意味着证明标准的降低,则存在不同意见。主张直接降低证明标准者仅为少数派观点,而多数意见则试图坚持刑诉法所确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标准,但是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或证据调查程序等方面做出与不认罪案件相区别之要求。该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中“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实际上包含实体条件、程序条件和心证条件等三个要素。实体条件,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均有证据证明。程序条件,即用以证明“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之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心证条件,即“排除合理怀疑”。同时,还指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实体要件与心证要件均不存在放宽或降低之可能性,否则将突破刑事法治的基本底线,因此,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别,只能以程序要件的放宽作为基本路径。即对认罪认罚案件之证据调查程序的严格性程度,可较不认罪案件做一定程度的降低,从而达到实质上降低证明标准之效果。
实务界认为,如果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要求方面不做区别把握,则两种类型案件的办案模式事实上也不会有区别,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也就没有了实现的基础。因此,应对试点过程中的证明标准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和总结,为今后建立适用范围更广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处罚机制积累经验。[30]
(六)从宽模式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从宽模式,存在两个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应当从宽说。[31]该说认为,如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那么就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二,可以从宽说。[32]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认罪认罚的形态复杂多样,判断标准难以统一。有的被追诉者口头上认罪但在陈述案件事实时避重就轻、有的被追诉者表示认罪但屡犯不改、有的被追诉者口头上认罪但主观上的抗拒非常明显、有的被追诉者是否认罪认罚存在判断上的困难(如时供时翻等)、在可否因认罪认罚换来缓刑方面被追诉者的认罪认罚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有的被追诉者认罪但不认罚等等。第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尚未完善。第三,如果为了更好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在提高法律后果可预测性、激励认罪认罚、降低改判风险等方面的优势而有必要将立法上的“可以”改为“应当”,那么则需要加上“依法”进行限定,即“应当依法”从宽。
(七)制度地位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地位,主要存在以下不同观点:其一,特别程序说。[33]有学者主张,对于简易程序,应当将其中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分化出来,另外设立协商程序;对速裁程序则应彻底简易化,改造成原则上不开庭的快速处理程序,从而最终形成“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协商程序-速裁程序”的四级“递简”格局。[34]其二,集合制度说。[35]该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精神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已有较多的体现,并且形成了多种制度形态。认罪认罚从宽协商不应是一项独立的制度,也不应是一项意欲创建的新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性的法律制度。其三,基本制度说。[36]该说认为,可以直接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载入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之中。其理由如下:第一,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体系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精神的具体条文、制度并不鲜见,但未能形成制度化、体系化的规定。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作为基本制度予以规定,有利于该制度的体系化建设。第二,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以及正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本身就具有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性质,没必要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作为特别程序来设计。
特别程序说是少数派观点,集合制度说是多数派观点。集合制度说与基本制度说,实际上是相通的,都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不是某些单独的制度,而是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总和,其体现在多种具体的制度当中。
(八)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在有关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提法,在学理上被称为“审判中心主义”。[37]目前,学界对“以审判为中心”尚未形成一致认识。[38]有学者认为,审判中心主义指审判是决定国家对于特定的个人有无刑罚权以及刑罚权范围的最重要阶段,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为是罪犯,更不得被迫承受罪犯的待遇。[39]综合来看,审判中心主义有以下几个基本含义:第一,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审判程序是中心;第二,在全部审判程序中,一审程序是中心;第三,审判权包括实体定罪权和程序审查判断权,其中程序审查权既包括单纯对程序的审查,也包括经由程序而获得的证据的审查权;第四,强调庭审实质化。[40]由此,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决定审判、审判配合检控、审判依附侦查的异化局面。[41]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关系,虽然说基本上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也有个别不同的看法。多数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是配套措施。[4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同时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作为配套措施而提出的。前者在于解决庭审虚化问题,提高刑事程序的正当化水准;后者解决案多人少以及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几乎可以等同于庭审实质化,而期望使案件在审判中分流,实质化审判其中部分案件,对于另一部分案件则简化庭审过程,是一种相当自我矛盾的现象。[43]
(九)量刑问题
量刑问题,可以说是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核心问题。认罪认罚,最终需要体现在“从宽”上。如果说,罪名问题在我国不具有“从宽”的可为空间,那么“从宽”就只有落在了量刑上。从目前的研讨和实践探索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量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认罪认罚这一事实情节如何定位。进一步而言,认罪认罚是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还是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来设置?同时,无论是作为何种性质的量刑情节,都涉及相关法律规范的修改。第二,认罪认罚这一事实情节在量刑中所占分量如何。为了使得量刑得以规范化,对于认罪认罚的事实情节所得到的“从宽”处理之分量应当予以规范化,否则,不仅可能会造成“同案不同判”,而且还可能会造成量刑超出合理范围的“失范”。第三,法院是否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约束。一方面,如果法院裁判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约束,那么是否有检察权侵蚀审判权之嫌?另一方面,如果法院裁判不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约束,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激励机制是否严重受损,以致影响到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第四,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当是相对比较明确的量刑幅度还是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相对明确的量刑幅度建议,会留给法院灵活处理的空间。而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院的可为空间,乃至可能侵蚀了法院的裁判权,但是,却可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个明确的预期,较好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激励功能。
四、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南沙样本分析
(一)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实践概况
20163月开始,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即在全省率先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的积极探索。2016711日,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签署《关于“认罪从宽协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南沙办法”),界定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内涵,确定实施认罪从宽协商须坚持的证据裁判、保障人权、接受监督、自愿协商、有限协商原则,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并初步建立起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具体程序。2017220日,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又与区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签署《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南沙细则”),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启动撤回、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介入、精细化量刑和庭审简化等重点工作机制和程序。
截至2017320日,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共适用“认罪从宽协商”制度审结案件246263人。其中,简易程序案件40件,速裁程序案件206件。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含一年)的案件6件,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的案件240件。认罪认罚从宽协商案件主要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特点:
一是配合适用速裁程序,建立专门绿色通道,审理期限“快”。适用“认罪从宽协商”的案件,速裁程序适用率达83.74%。建立快速审理通道,当天立案,当天通知当事人,当天送达,当天确定开庭日期,并要求经办法官在7个工作日审结,有效缩短了审判期限。对于速裁案件实行当庭宣判,宣判当日送达判决书,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在刑事速裁程序的配合下,该类案件从立案到宣判平均用时仅5.3天。
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严格落实规则,审理程序“简”。按照认罪从宽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调查、辩论环节等进行了相应的简化。对于认罪从宽案件,严格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随时中止或反悔认罪协商。为保证案件质量,还在审理过程中严格审查实施证据,注意听取当事人意见,一经发现不适用认罪从宽程序的情形,立即终止该程序。
三是充分下放审判审批权限,推行审判专业化,案件量刑“准”。推行专业化审判,严格按照量刑规范化的有关规定准确量刑。对于适用认罪从宽程序的案件,由专人审理,促进办案人员的专业培养、定向配置,迅速积累处理此类案件的有效经验,提升司法水平。同时,改革内部审批和签发程序,充分下放审判审批权限,由法官直接签发裁判文书,减少行政化束缚,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四是注重庭审释法,强化当事人权利保障,审判效果“佳”。注重案件办理质量,加强案件庭审释法,确保被告人充分知悉认罪从宽协商程序流程、全案证据情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及自愿认罪的法律后果等,强化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在适用认罪从宽案件中,截至目前上诉仅1件,案件服判息诉率达99.59%
(二)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实践经验
1.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原则
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在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言,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对个人刑事处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包括定罪权和程序及证据审查权。在审判中心视野下,审判阶段不仅决定诉讼的结果,而且还对审前程序和相关证据产生影响。根据南沙办法的规定,按照认罪从宽协商程序处理的案件,提起公诉时应当将《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与《起诉书》等法律文件、卷宗材料一并送达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核实被告人、辩护人是否确系自愿、是否清楚认罪从宽协商的后果、案件情况是否适用认罪从宽协商及认罪协商是否合法等情况。被告人、辩护人认可认罪从宽协商结果的,人民法院在重点查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认罪从宽协商结果的自愿性、合法性后,作出判决。另外,根据南沙办法第7条的规定,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庭审结束前,检察机关、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进行认罪从宽协商的,应当经人民法院允许。也就是说,适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实体上没有处理权,而是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这样,既贯彻了定罪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基本原则,也保障人民法院对审前的协商程序以及相关的事实与证据进行审查,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要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审结的案件,仅有1例上诉。
2.认罪的认定
关于认罪的认定,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采取协议说。南沙办法第二条规定:“认罪从宽协商,是指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充分了解认罪后果和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在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或辩护人的帮助下,自愿认可检察机关的指控;检察机关在此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刑期或者犯罪情节上的从宽认定并载明书面文件;人民法院在查清被告人确系自愿认罪、认罪从宽协商合法以及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认可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达成的书面文件,据此作出判决。”根据该办法第6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这里的书面文件是指《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
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的做法,具有以下几个亮点:
其一,避免争议。由于采取协议说,也就是被追诉人的认罪需要以书面文件作为依据,所以,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采取书面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证明被追诉人认罪事实本身以及所认内容,从而有利于人民法院对被追诉人认罪的情况进行审查;第二,通过签订书面内容,可以在心理上提示被追诉人慎重考虑问题,一旦被追诉人认罪,那么将会在其心理上产生某种约束力;第三,将来如果就认罪问题发生争议,也有利于澄清或化解。
其二,形成官方约束力。由于在《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中,会记载“认罪后的刑期或者情节从宽认定内容”,[44]一旦把这些内容载入书面文件,就会对被追诉人形成某种预期,反过来,无形中也会给检察机关乃至人民法院形成某种约束力。例如,在某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记载,“对检察机关认定本人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指控表示认罪、悔罪,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一个月以上两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同意法庭审理程序进行相应简化。”
其三,南沙办法强调的是“认可检察机关的指控”,而不是着重强调对犯罪事实的承认。这样就不会过于纠缠犯罪事实本身,当然并不是枉顾犯罪事实,这里强调的是不过于纠缠,否则可能会陷入事实泥潭之中而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本身所追求的诉讼效率价值取向。
其四,南沙办法的关注点侧重于认罪而不是认罚。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只要认罪,那么认罚就容易协商,所以认罪是关键,认罚是顺延。
其五,区分了认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双重意义。认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在两个环节具有意义:一是程序启动环节的意义,二是作为程序终结环节的意义,或者说作为从宽处理的前提。根据南沙办法第4条的规定,“认罪从宽协商”的开展,不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完全认罪的案件,也适用于不完全认罪以及完全不认罪的案件。所谓的完全认罪,是指“供述稳定”。不完全认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虽然认罪,但对部分事实有辩解意见”,二是“承认犯罪,但对量刑情节存在辩解”。前者是对犯罪事实的辩解,后者是对量刑情节的辩解。可见,在南沙法院的样本中,“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启动,不以被追诉人认罪为前提。但是,对被追诉人从宽处理,就要以被追诉人认罪,或者说“认可检察机关的指控”为前提,而且这种认可需记载在书面文件,即《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中。
3.适用案件范围
南沙办法中,对于认罪从宽协商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在案件类型以及刑罚标准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该办法第12条的规定,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会受到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案件范围的限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简称“试点办法”)第1条的规定,速裁程序适用于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行贿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在刑罚标准上,速裁程序适用于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208条规定,只要是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在满足法定条件下,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不对适用案件类型和刑罚做出专门的规定。
从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的样本来看,适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案件类型,包括抢劫、抢夺、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故意伤害、诈骗、盗窃、寻衅滋事、妨害公务(速裁)、贩卖毒品(速裁)、容留他人吸毒(速裁)、非法捕捞水产品(速裁)、销售假药(速裁)、非法持有枪支(速裁)等案件。就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而言,妨害公务、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捕捞水产品、销售假药、非法持有枪支等案件类型,并不在“两部两高”制定的试点办法之列,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适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案件,仅有1件上诉。可见,就从实践层面而言,不仅速裁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有扩大的必要,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也有扩大的必要,不应过多限制该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
4.适用阶段
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探索上,广州市南沙区主要将认罪从宽协商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根据南沙办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刑事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该办法第4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启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
南沙地区的做法具有避开了争议性问题,有利于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顺利铺开。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研讨过程当中,关于侦查阶段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或者说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但是,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基本上没有争议。在改革试验初期,先从没有争议的地方着手,从而推动改革试验的顺利展开,值得肯定。在改革取得良好效果之后,侦查阶段是否开展认罪从宽协商可另行探讨。
5.证明标准
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我国刑诉法第208条第1款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第1条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但是,根据南沙办法第4条的规定,开展认罪从宽协商的条件之一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对证据提出了“确实”的要求。该办法第9条也要求法院重点查清“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当然,从理论上而言,在立法上使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否意味着证明标准的降低,存在争议。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而且在我国刑诉法中属于总则的内容,具有统领全部刑事案件的地位,因此,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也不意味着证明标准的降低。当然,也有学者从实体条件、程序条件和心证条件的角度主张,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实体条件和心证条件中不存在降低的空间,而在程序条件上可以降低。但是,从解释论上而言,我国关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存在降低的可能性空间的。毕竟少了“确实”二字不应当被理解为是立法上的疏忽,而更像是有意预留的空间。
无论如何,至少在表述上,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坚持了我国刑事案件传统上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例如,在丁某涉嫌抢劫罪中的案件中,丁某表示认罪,但是法院在审查案件时,仍然审查了被害人段某的陈述、证人林某的证言、同案人何某的供述、抓获经过、被告人户籍资料、扣押决定书和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物品照片、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相关辨认笔录、涉案物价格鉴定结论书、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等证据。
6.从宽模式
关于从宽模式,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倾向于“应当”从宽模式。根据南沙办法第9条的规定,被告人、辩护人认可认罪从宽协商结果的,人民法院在重点查清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认罪从宽协商结果的自愿性、合法性之后,一般参照检察机关与被告人达成的《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作出判决。这里使用的措施是“一般参照”意愿书。所谓“一般参照”,也就是原则上应当参照意愿书的内容作出判决。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从宽模式,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可以从宽模式和应当从宽模式。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采取倾向于应当从宽模式,有利于对被追诉人形成激励机制,促进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顺利进行。
7.制度性质
前文指出,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性质或性质设定,存在不同看法,有特别程序说、集合制度说和基本制度说。从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的样本来看,其倾向于独立程序说,即将认罪从宽协商作出一道独立的程序而进行。
根据南沙办法,认罪从宽协商是作为一道单独的程序而设置,包括适用范围、排除范围、程序启动、协商事项、程序终止等方面的内容。从该办法的内容来看,该程序是否具有我国刑诉法第五编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特别程序的地位,不甚明确。同时,似乎也不是作为一种集合性制度和基本制度而看待。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协商程序。同时,协商程序完成之后,又需要对接于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从制度试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定位有利于改革试验的顺利进行。首先,如果作为一种集合性制度或者基本制度,那么其所涵摄的范围就比较广,从而增加了实施的难度;其次,如果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那么就可能面临着在我国刑事程序体系中的地位、内容协调等方面的争论。先将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程序进行试验,考察其效果,然后在进行下一步的探讨,这样的进路具有合理性。
8.被告人主体地位的尊重
在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的样本当中,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充分告知。根据南沙办法第6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第一步,是制作《认罪从宽协商告知书》,其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全案的证据情况、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自愿认罪的后果、拟协商的内容等。这里两大亮点:第一,告知的内容比较广泛。它涉及涉嫌罪名、证据、诉讼权利、认罪后果、拟协商内容等。比如,告知犯罪嫌疑人达成认罪从宽协商意愿后,检察机关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确保刑事诉讼流程今早结束;达成认罪从宽协商意愿、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后,人民法院将对庭审程序中的法庭讯问、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进行相应的简化,但仍然依法保障其在庭审中应有的权利等等。通过这一告知程序,犯罪嫌疑人不仅了解了检察机关的意向和案件的有关情况,还明了拟将协商的内容,以便做出是否进行协商的决定以及为协商做好准备。第二,告知采取书面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告知的内容,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慎重考虑。
其二,证据开示。在前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告知的内容当中,包括全案的证据情况。具体而言,包括本案证据的种类、证据名称及内容、说明等等。例如,某案件中,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民警在设卡查车中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酒精含量测试单,证实犯罪嫌疑人现场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某mg/100ml。通过这样的充分性展示,不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而且也为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也会倾向于选择协商程序而获得量刑的从宽处罚。
其三,律师或辩护人参与。根据南沙办法第3条的规定,试行认罪从宽协商,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是接受监督原则。它是指,进行认罪从宽协商,必须有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的辩护人参与。对于拒不认罪或翻供,且没有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在场。可见,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中,律师或辩护人的参与是必备条件,只不过律师参与的具体形式有多种。根据南沙办法第4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述犯罪事实,或者虽曾经供述犯罪事实但又翻供,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承认犯罪,但对部分事实有辩解意见的情形,应当在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或者辩护人在场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认罪从宽协商。关于律师或辩护人参与,南沙样本有以下亮点:第一,全部参与。在南沙样本中,对于所有认罪从宽协商案件,必须保障有律师或者辩护人参与。第二,参与形式多样。在南沙样本中,对于律师参与的具体形式进行的探索和区分,大体上分为在场参与和不在场参与。在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于特定情形的案件,要求律师或辩护人必须采取在场的参与方式。
其四,程序选择权利。南沙样本中,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程序适用决定权。根据南沙办法第6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检察机关需要与犯罪嫌疑人“协商一致”才制作《认罪从宽协商意愿书》。同时,根据该办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认罪从宽协商案件后,应当核实被告人、辩护人自愿性。被告人、辩护人有异议或者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终止认罪从宽协商并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45]可见,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具有程序适用决定权,被追诉人不同的,不得适用该程序。第二,启动协商程序提出权。根据南沙办法第6条的2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有主动提出启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的权利。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里,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视角发生的转移,开始关注当事人的主动性问题。
南沙样本认罪从宽协商程序取得良好的效果,与上述特点是分不开的。在认罪问题上采取协议说,易于操作;在适用案件范围上探索扩大化,有利于将更多的案件纳入认罪从宽协商程序,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在适用阶段上,排除了侦查阶段的适用,避免了争议;在证明标准上坚持传统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避免质疑;在从宽模式上,倾向于“应当”从宽模式,有利于激励被追诉人选择认罪从宽协商程序;在制度性质上,倾向于设置相对独立的认罪从宽协商程序,有利于该制度的施行;在对待被追诉人问题上,充分尊重其主体性地位,加强了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是,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有关研讨和实践经验,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此,下文进一步展开论述。   
五、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改革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从该制度本身的性质出发。正如前文的分析所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下的体现。根据多数观点,它属于某种集合性的制度,具有多种具体的制度载体。当前对它的强调,主要的现实动因是要解决“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结合南沙样本的有益经验,以及有关的研究成果,拟对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原则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配套制度。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侧重追求司法效率,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侧重司法公正。第二,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也需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虽然,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都可以简化,但是,核心部分仍然在于审判阶段。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审判中心原则”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最终话语权。即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法院具有最终话语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被告人的罪名和量刑轻重最终由法院来认定;第二,如果法院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那么享有修正权。关于第一方面,基于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认可和尊重,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意思的尊重,法院原则上应当按照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协商”的结果作出判决,但是,这种最终的确认权在于法院。关于第二方面,如果法院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那么有权不按照量刑建议的内容作出裁判。但是,之前所进行过的认罪认罚程序应当归于无效。在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从宽协商程序中自认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不得作为指控其构成犯罪的证据使用。[46]2)全面审查权。即法院不仅要解决定罪量刑问题,还要审查审前程序和相关证据问题,法院应当是以“审判事实(结果)”而非“侦查事实(结果)”作为裁判的根据。[47]具体而言,法院要审查以下内容:第一,协商程序的合法性和自愿性问题;第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包括证明标准问题;第三,定罪和量刑问题。根据目前学界的基本共识,罪名问题不能协商解决或交易,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协商的内容应当限于量刑问题。至于量刑标准,下文再专门展开分析。
有学者指出,以审判为中心是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48]实际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原则,不仅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基本趋势的要求,而且符合国际上的普遍经验,比如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也需要法官进行最终的审查。另外,从我国有关地区的试验效果来看,也值得肯定。在广州市南沙区的改革试验中,仅有1例上诉案件。
(二)制度体系
既然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是一种集合性的制度,那么其具体表现形式就不仅限于一种。从南沙地区的试验探索中,就体现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集合性。在南沙办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对案件的处理最终是嫁接于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但是,在南沙细则中,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已经不限于上述两种程序,而是扩展到了普通程序。[49]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说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是类似“刑事政策”而贯彻于多种具体制度或程序的制度类型,那么是否还有设置单独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必要呢?应当说,仍然是具有单独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空间的。从南沙地区的试验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有别于其他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特征是协商性和协议性。虽然,从目前的试验探索来看,这两种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这两种性质尚不十分明显,但是,隐约可见。首先,“南沙办法”突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协商性”特征。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务界的灵敏性。其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性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协商性的正当性保障。南沙办法规定:“进行认罪从宽协商,必须有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的辩护人参与。”[50]南沙细则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51]同样是认罪认罚,为何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认罪认罚需要特别强调有辩护人参与或者获得有效法律帮助?这是否隐含着对该制度中协商性的某种假设?再次,从南沙地区的实践探索来看,认罪从宽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检察机关需要告知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涉嫌犯罪事实和证据以及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在了解上述情况基础上签署具结书,在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之后,检察机关按照之前拟定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移送法院,法院一般应当按照检察建议作出裁判。从整个过程来看,似乎显示出某种协议性。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的协商性与协议性可以作为单独设置一种有别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其他刑事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这一道程序只是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体系中的一种具体程序,或许可以称之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总之,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应当是一套体系性的制度,而不是某个单独的制度。所有的具体制度形式,它们的主旨是相同的,即认罪认罚从宽,但是,不同的具体制度形式,其价值取向的侧重点有所区别。
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形式程序繁简分立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选择:一种是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以案件疑难与否和罪刑轻重作为区分标准;另一种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以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区分标准。[52]比如,目前我国的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中,都要求被追诉人认罪和同意适用该程序。实际上,可以考虑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以罪刑轻重作为程序的区分标准。在有些简化程序中,即使被追诉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该程序,也可以适用。通常,适用这类程序的案件都比较轻微。这主要是基于司法效率的考虑。实际上,这也符合我国当前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时代背景。换言之,针对“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我国当前主要强调通过认罪机制来提高司法效率,其实,即使不认罪的也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三)认罪
遵循上述思路,在认罪问题上,也没必要采取单一的标准。在不同的程序当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对应于不同的程序类型。有的程序在认罪标准上采取概括认罪说,有的采取具体认罪说,而有的采取协议认罪说,甚至有的采取悔罪说。或者说,有些倾向于形式化标准,而有些倾向于实质化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其定位和功能也不同,相对而言,形式化标准侧重于效率,而实质化标准侧重于司法化解矛盾的功能。比如,对于判处拘役、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缓刑、单处罚金刑等刑罚的案件,可以采取概括认罪说,侧重于形式审查,而对于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则采取具体认罪说,侧重于实质审查。
概括认罪说、具体认罪说、协议说、悔罪说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标准,同时也代表着不同的制度设置。相对而言,概括认罪说和协议说的效率较高,具体认罪说次之,而悔罪说的效率最低。
(四)案件适用范围
基于“案多人少”司法现实的考虑,总的原则应当是能快的应当尽量快。但是,根据案件的类型、罪行的轻重程度以及认罪与否而有所不同。比如,在南沙样本中,对于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就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不限于试点办法当中规定的案件范围,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循这样的思路,同样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精神体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也可以进行拓宽性探索。另外,在南沙样本中,在区分认罪的双重意义基础上,对于不认罪的案件也可以启动协商程序,只是在最后的处理阶段,需要达到认罪的结果而已。
(五)适用阶段
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适用阶段上,争议主要在于侦查阶段。有些学者认为侦查阶段可以适用,有些则反对。南沙地区没有在侦查阶段进行试验。但是,基于司法效率的考虑,在稳妥的情况下,可以展开积极的探索。比如,在充分尊重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可以对一些轻微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展开探索。而且,在尊重被追诉人主体地位方面,南沙已经取得了成效和积累了有益经验。
(六)证明标准
关于证明标准问题,多数派认为应当坚持传统上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至少在心证条件上应当坚持上述标准。但是,也有少数派提出降低证明标准的主张。从司法实务来看,有人认为,如果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要求方面不做区别把握,则两种类型案件的办案模式事实上也不会有区别,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也就没有了实现的基础。因此,应对试点过程中的证明标准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和总结,为今后建立适用范围更广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处罚机制积累经验。[53]因此,在证明标准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于特定案件,主要是轻微案件,可以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形式标准,从实质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只是需要对适用这种证明标准的程序适用条件进行合理的设置。
(七)从宽模式
关于从宽模式,基于激励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对于制度中的多数具体制度形式,应当采取“应当”从宽的模式,而少数采取“可以”的模式。一方面,应当从宽模式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比如南沙样本;另一方面,应当从宽模式更加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初衷。
(八)量刑标准
关于量刑标准,首先,是量刑原则问题。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20147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关于“量刑的指导原则”指出,“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部分,也强调“对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同时,“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中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其次,是量刑定位问题。正如前文所指出,在量刑问题上,认罪认罚情节应当如何定位,是作为法定情节还是酌定情节来考虑。从改革的动因以及制度效果考虑,应当将认罪认罚作为法定情节为宜。将认罪认罚作为法定情节,有利于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因为作为法定情节提高了该制度的可预期性。具体应当如何规定,下文再结合量刑方法来阐述。
再次,是量刑方法问题。关于量刑方法,主要涉及“调节基准刑的方法”,具体而言,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优先适用问题。意见中指出,“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一般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具有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进行调节。”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立法将上述情节置于优先的地位,而且都处于“从宽”的范畴。该规定中的“等”字,意味着不限于上述列举的情形。为了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应当把“认罪认罚”情节补充进来,这既符合该规定“从宽”的精神,也符合该量刑指导意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二,普遍适用问题。意见中指出,“被告人犯数罪,同时具有适用于各个罪的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确定个罪所应判处的刑罚,再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该规定中对于可以普遍适用于个罪的量刑情节有“立功、累犯等”,既有减轻情节也有加重情节,具有适用于各个罪的属性,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各个罪或者多个罪都认罪认罚,那么对于这些认罪认罚的罪也应当按照“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确定个罪所应判处的刑罚,再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的方法量刑。因此,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应当在该规定中补充“认罪认罚”情节。
最后,才是量刑具体标准问题。与认罪认罚相关的情节,比如,自首、坦白、当庭认罪、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等,已经在意见中作出了规定。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自首、坦白和当庭认罪是分别适用,不能重复计算。第二,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情节与根据刑诉法第277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节分属不同情形,而且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减少刑罚的幅度更大。一般而言,前者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后者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形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情形至少多满足了两个要件:一是实体上“真诚悔罪”;二是程序上“制作和解协议书”。其中,关于“真诚悔过”,除了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和取得谅解之外,应当还包括当庭自愿认罪。而当庭自愿认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换言之,达成刑事和解的,基本上相当于当庭自愿认罪加上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情形。而“制作和解协议书”的价值,似乎并没有得到体现。签署协议书,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更强的约束力,而且也代表着对追诉机关工作的认可,有利于证明相关的工作成果,甚至可以据此直接推进程序的进行。因此,有必要赋予其相应的量刑优惠。鉴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中,相关的内容,比如自首、坦白、当庭认罪、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已有规定,所不同的是多了“认罚”和“签署协议”两部分内容,因此,可以参照自首、坦白、当庭认罪、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在这些情节原有的量刑基础上,再增加10%-20%的减少幅度。也就是说,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实施中,如果协议中量刑部分在上述范围内,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九)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的价值取向倾向于效率价值,因此必须关注司法的公正性问题,对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是司法程序公正性的重要保障。对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保障,包括对其知情权、司法决定的自愿性和理智性、程序选择权等方面的保障。这些方面,南沙样本均取得了值得推广的有益经验,如律师参与形式的分化等。


*课题组组长:吴翔;课题组成员:陈昭强、张友好、蔡穗硕、谭海云、伍敏青、许东俊、林志毅,执笔人:蔡穗硕、谭海云、许东俊。
[1]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载《人民日报》2014117日第6版。
[2]参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8条。
[3]参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遍“特别程序”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4]参见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以及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
[5]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5页。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集合性制度还是一项独立制度存在不同看法,对此,后文再展开分析。
[6]参见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0页。
[7]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97页。
[8]参见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8-89页。
[9]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10页。
[10]参见卢建平主编:《刑事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36页。
[1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2]参见储槐植、张永红:《刑法第13条但书与刑法结构》,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3]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1页。
[1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15]参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579条。
[16]参见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6页。
[17]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北京海淀全流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的调研——以认罪认罚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第36页。
[18]参见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4页。
[19]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3页。
[20]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3页。
[21]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2页。
[22]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3-54页。
[23]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4页。
[24]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3-84页。
[25]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48页。
[26]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5页。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4页。
[28]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7页;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5页。
[29]此部分讨论参见孙远:《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
[30]苗生明:《认罪认罚案件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等工作的新要求》,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2期,第几页。
[31]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10页;左卫民、吕国凡:《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若干思考》,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4期。
[32]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2页。
[33]参见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9页。
[34]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91页。
[35]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5页。
[36]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第10页。
[37]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2页。
[38]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第36页。
[39]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第93页。
[40]参见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第93页;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4页;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0页。
[41]参见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3页。
[42]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10页;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32页;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0页。
[43]参见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37页。
[44]参见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与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关于“认罪从宽协商”工作实施办法》第6条第1款第3项。
[45]参见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与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关于“认罪从宽协商”工作实施办法》第10条。
[46]  参见《南沙办法》第10条。
[47]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2页。
[48]参见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
[49]参见《南沙细则》第19条第2款。
[50]参见《南沙办法》第3条。
[51]参见《南沙细则》第5条。
[52]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7页。
[53]苗生明:《认罪认罚案件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等工作的新要求》,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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