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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探究
【发布时间:2018-10-15 16:10:57】 【稿件来源: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作者:马桂容】 【关闭】

 

论文提要:长期以来,“执行难”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成为影响法院正常工作及司法权威的一个顽疾。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出台了多项执行措施,并动用了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刑罚。但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构成要素的规定显得较笼统和抽象,本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甚少,追究力度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同时兼顾不同犯罪情节,提高了法定刑的幅度,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的追诉程序由单一的公诉程序改为公诉与自诉可以并行的程序,适应了社会变迁和法律规范协调统一的需要,无疑推进了本罪的立法完善。但实践中对本罪犯罪客体的认识有失偏颇,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追诉程序存在缺陷、收集证据认定事实困难重重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本罪应有的司法震慑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更好打击抗拒履行法院裁判文书行为的力度,维护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有必要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 理论探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国内外立法概况
(一)国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概括
我国对本罪的研究起步晚、起点低。1979年制定刑法典时,首次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纳入刑法,归属为妨害公务罪范畴, 1997年修订新刑法时单独列为第313条,但规定较为笼统,不利于落实立法精神。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列举可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六种情形,全国人大委员会于2002年通过立法解释对本罪在犯罪对象、主体范围及客观方面予以细化规定,并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第36条中将刑法第313条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进一步提高了法定刑幅度,将单位纳入犯罪主体,适应了社会变迁和法律规范协调统一的需要,但仍存在漏洞和不明晰的地方,致使本罪在司法适用中仍会遇到新问题。
(二)国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与启示
受制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法律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各国对于本罪的规定存在两种不同立法模式:一是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以德、日为代表。《德国刑法典》第113条规定“抵抗执行官员罪”:“行为人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对被委托执行法律、法律命令、判决、法院的决定或规定的公务员或联邦军队的军人,在其从事的这种职务活动时进行抵抗或者此时对他进行暴力性或攻击”。1而《日本刑法典》第96条规定“妨害强制执行罪”:“以逃避强制执行为目的,隐匿、毁坏、伪装让与财产,或者承担虚假债务”2二是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刑法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只设立了藐视法庭罪,对于故意拒绝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文书的行为处民事上的藐视法庭罪。3除此以外的藐视行为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
国外对本罪的法律规制比我国要早得多,研究更加深入,规定较为成熟,对我国完善本罪规定具有借鉴参考意义:大陆法系采取职权主义的执行模式,规定包括拒绝执行法院文书和妨害公务两种行为,具体细化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行为和对象要件,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作出明确规定,立法可操作性更强。英美法系采取当事人主义,一旦发生拒不履行行为时,申请人举证成功,本案法官即可判决被执行人藐视法庭罪,无需起诉或回避,追诉程序更简便。对此,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在明确犯罪构成要件、重塑本罪追诉路径上可予借鉴。
二、 实证透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的现状与特点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现状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从2013年1月到2015年2月为止实际审结并上传的案件数量仅为654件,而同期的刑事判决案件数量是806245件。而在同一时期,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的通报显示:全国法院2008年至2012年执行终结的有财产内容的被执行人案件中,存在逃避、规避以及暴力抗拒执行等的行为的被执行人占到70%以上,只有不到30%的能够自动履行。4低执行到位率与以本罪追究责任的人数少形成巨大反差,表现了本罪窘迫的适用现状。
以增城法院为例(见表一),从2003年至2015年十三年间累计受理执行案件达五万五千多宗的情况下,至今立案审理并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仅一宗。自2010年起对执行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数分别为2010年5件、2011年6件、2012年4件、2013年3件、2014年3件、2015年2件。其中有一件案件是由于当事人伪造公司印章并经政法委协调而成功立案,并最终成功追究了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另外, 22件案件均以本罪移送公案机关立案,其中有12件案件以不同原因未实现立案,公安机关多以不符合立案标准或证据不足为由,最终不了了之;有5件虽由公安部门立案但侦查过程中以查找不到当事人或证据不足为由未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另有5件案件成功立案并移送审判,在审判阶段,被执行人自觉履行全部义务而未获刑事责任,故最终竟没有成功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的。
  表一:增城法院近六年拒执罪适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执行
收案数
移送公安
立案数
比例
%
公安
立案数
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数
法院判决
案件数
2010
3045
5
0.16
1
1
1
2011
2976
6
0.20
2
0
0
2012
2877
4
0.14
1
0
0
2013
2299
3
0.13
2
0
0
2014
3704
3
0.08
3
0
0
2015
5013
2
0.04
2
0
0
进一步调查显示,2013年、2014年广州市两级法院根据最高院部署以打击涉嫌拒执罪为反规避执行重点开展专项活动。期间,公安部门对拒执行为予以追究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仅是众多拒执行为的冰山一角。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拒执罪细化规定后,截至2015年6月30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线索,经公安机关侦查,并经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实际判处此类犯罪共计807案864人,其中,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706人,以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处47人,以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判处93人,以构成其他相关罪名判处18人。5
(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特点
上述数据显示,现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拒执罪案件与受理的执行案件相比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立案难”、“起诉难”、“定罪难”三大难题使得拒执罪的适用率极低。面对普遍存在的拒执行为,司法机关并不愿意启用刑事制裁措施,更多地以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方式代之;第二、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使得入罪的主体绝大多数是被执行人,而对于担保人、第三人、协助义务人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情形极少适用刑罚追究责任;第三、拒执罪的受理情况与同期执行形势密切相关,在开展大规模集中执行活动、专项打击涉嫌拒执罪的专项活动期间受理拒执罪案件数明显增加;第四、拒执罪是克服执行难的利剑,适用刑罚处罚拒不执行行为,对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法律效果显著。
三、 实践困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的障碍
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对拒执罪的进一步规定使本罪的追诉更具可操作性,但在“执行难”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性问题的现实背景下,执行实务中适用拒执罪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案例仍显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存在以下适用障碍:
一)对拒执罪客体认识有误,私权益保障欠缺
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体,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认识分歧较大。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本罪侵害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债权而是国家利益”6;二是认为本罪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7;三是“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8;等等。还有学者不使用犯罪客体的概念,而以刑法法益取而代之,认为本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债权而是国家利益。9综上,对拒执罪客体的内容认识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认为该罪是为了保护国家法益--司法权威性的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对拒执罪客体的认识反应出我国体现的是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法治理念,对个人法益保护退居于次。传统观念制约了通过刑事制裁措施破解执行难的路径。长期以来传统立法观念仅重视合法意义上对政权的危害,只关心行为是否达到“危害社会的程度”,而轻视私法意义上对所有权的保护。人们认为民事案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方面的法律规定,一旦动用刑罚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10。刑事案件是敌我矛盾,是刑事司法的对象,公检法应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共同实现惩治犯罪的目的,而处理民事案件是法院的事,对拒不执行民事、行政案件认为不该管、不想管,也无暇管,实践中表现为“推脱、消极”,导致“立案难、查案慢、起诉少”。
    (二)罪与非罪认定标准不一,公检法衔接不畅
我国刑法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拒执罪构成要素的规定显得较笼统和抽象,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刑事追究程序过于复杂。虽然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同时兼顾不同犯罪情节,提高了法定刑的幅度,推进了本罪的立法完善。但对犯罪对象的认定及“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这一司法解释理解上公检法机关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犯罪对象如何认定。《刑法》第313条的规定,拒执罪对象是法院的判决和裁定。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将该罪的犯罪对象从判决、裁定扩充到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答复》(2000年12月24)指出:“刑法第313条规定的‘判决、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的调解书。” 由此,对犯罪对象的规定存在矛盾,理论界看法不一,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所指的判决、裁定,既包括刑事判决与裁定,也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判决与裁定。11有观点指出,对刑事裁判不可能发生拒不执行的情况,因为如果出现被告人拒不执行有罪判决的情况下,应以脱逃罪论处。12)也有学者认为,将判决、裁定的范围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对行为对象范围予以扩大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类推解释的嫌疑。13)二是客观方面把握不准。首先,“有执行能力”是指对全部应履行义务的执行能力还是指实现部分履行义务的能力?对于给付财产案件与履行特定行为案件的履行能力判断标准是否采用相同标准?是现实具有执行能力还是将来具有执行能力?“有执行能力”是非常抽象的表述,刑法解释未确定具体的标准。其次,何谓“拒不执行”?“拒”是对行为手段、行为方式还是行为表现形式的要求?涉及到暴力拒执行为是构成妨碍公务罪还是构成拒执罪?再次,“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最高院1998年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4项规定的都是拒执行为的具体表现,没有要求“情节严重”,同样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规定依然是关于“拒不执行”的行为方式之规定,并未强调“情节严重”。
诸多因素的理解不一给司法带来了困惑。实践中公安机关多以证据不足或在认定涉案人员主观性方面标准不一为由拒绝立案,而法院多碍于情面不会再行提请检察院监督并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造成本罪立案难。
(三)追诉程序存在缺陷,拒执罪适用难
拒执罪“适用难”之所以由来已久且目前较为突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1979年刑法将拒执罪作为自诉案件办理,1998年“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本罪属于公诉案件。为适应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需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拒执罪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3项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按自诉案件立案受理。同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判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从而把本罪的追诉程序由单一的公诉程序改为公诉与自诉可以并行的程序。
该程序虽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之间分工,亦解决了当事人提起自诉保障自身权益的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仍产生操作上的困难。首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程序设计上使人民法院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因作为执行案件主体,法院是主办单位,被执行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多与案件执行法院重合,对本罪的追诉是由法院移送而启动,整个诉讼程序流程为: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从而导致法院既是最终刑事审判的主体,又是刑事追诉证据的重要提供方。背离了控审分离的理念和要求。另外,证明拒不执行事实的证据是法院先前在执行过程中收集的,作为移送立案的主体法院在移送公案机关对被执行人侦查立案前,多已有基本的认定,故最终又返回该法院进行审判多有多此一举之嫌,审判的公正受到质疑。其次,公安机关对拒执案件不愿接受,追诉启动难。因为拒执案件一般是民事案件执行引起,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公安机关习惯将拒执案件视为民商事纠纷而不愿介入,与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相比,拒执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被轻视。同时,公安机关把法院向其移送拒执案件视为法院将在执行中遇到的困难转嫁给公安机关,因而立案侦查积极性低下。
(四)收集证据复杂,认定事实困难
如何查清义务人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而故意拒不履行的证据是认定本罪的关键。拒执案件的证据收集由行使执行权的主体--人民法院承担。法院是专门审判机关,不行使侦查权,没有相应的专业物质装备,不具备收集证据的专长,从技术层面也难以操作。在理论层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刑法规定的构成拒执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列举了十几种,函盖了各种手段包括公开的或隐蔽的作为的或不作为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实践中拒执行为通常十分复杂,没有侦查权的法院要收集证据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在是勉为其难。特别是通过转移、隐匿资产实施的拒执案,被执行人逃跑而去向不明的拒执案,法院收集证据、固定证据更是难上加难。先行法律对拒执罪设置的追诉模式实际上是将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举证责任,侦查责任都转移到了法院执行阶段14。收集证据太难、法律对本罪在事实认定上显得太狭窄而使法院不用或少用该罪,使该罪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震慑作用。
四、 路径重塑:突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障碍的路径
(一)思想源头重塑:重新认识本罪社会危害性
    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对案件所作的裁判,不论是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裁判,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有关当事人以及负有执行责任的机关和单位,都必须履行,不得抗拒执行。在评价抗拒执行行为时,应充分认识到该行为侵犯的并非单一法益,具体侵害的法益包括:一是有损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在解决争讼的实践中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如果裁判不具有权威,则司法不仅不能履行其在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法律不被遵守,必然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现象蔓延,使国家司法制度形同虚设,使群众对法院的权威、法律的尊严产生怀疑,其后果是直接危及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二是损害当事人利益。当事人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将争端诉诸法律,公正的司法裁判承载着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期盼。拒执行为侵害的客体应包括执行制度和当事人的利益。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较大,系因该罪侵害了复合法益,即不仅侵害了国家执行制度,还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立法规范重塑:严格界定罪与非罪的标准
为解决本罪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互相推诿现象,笔者认为应从立法根本上统一规范。
首先,拓宽本罪适用范围。刑法及立法解释未将生效的调解书、支付令、决定书及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本罪侵犯的对象远远达不到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缩小了对严重妨碍民事执行行为的打击范围,造成实践中的诸多争论。在重新认识本罪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已明确本罪的立法原意是要保障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仅体现在判决、裁定上也体现在调解书、支付令及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等所作的裁定上,这些与判决裁定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内容的法律文书若得不到保障本身是矛盾的,违反本罪的设置初衷的,同时也必将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及人民法院的权威。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313条中的“判决、裁定”应作广义理解,建议立足本国国情适当借鉴大陆法系的执行模式对本罪犯罪对象作细化规定,将任何违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抗拒法院强制执行措施的行为人囊括进来。
其次,加强本罪客观方面的认定标准。一是“有执行能力”的认定标准。不能单纯以权利人、执行义务人的个人主观来认定执行能力,应结合案件事实和执行义务人自身情形综合判定。就履行标的的数量而言,能够履行全部标的和只能履行标的的一部分皆属于有执行能力,如未能履行能力范围内的义务,也是一种拒执行为;从执行内容来看,对于给付财产案件的执行能力判断应通过对被执行人真实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客观评判其所具有的实际执行能力情况;而负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人在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为逃避义务造成履行能力丧失,属于有执行能力而不执行。二是“拒不执行”的认定。应当明确实施拒执行为的手段性既可以是暴力手段也可以是非暴力手段,当使用暴力抗拒执行同时涉嫌构成妨碍公务罪而发生法条竞合时,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处理;同时应明确本罪的行为可以作为的方式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公然的形式或隐蔽的形式作出,不论使用何种行为手段、行为方式或行为表现形式,都可能构成法律上的拒不执行。三是“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在立法、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的情形下认定“情节严重”时,一般视该行为侵害法院判决、裁定权威性的程度大小,根据具体案情,结合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等方面来综合判定是否属于妨害法院正常执行或导致法院裁判客观上不能执行。15)建议综合考量行为危害程度及客观上的危害结果,结合未执行标的数额、实施行为的手段、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行为方式、时间、地点等多种因素综合判定“情节严重”,并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上予以细化列举。
三)追诉程序重塑:实行异地管辖
在掌握拒执罪的认定标准的前提下,需要考虑如何优化追诉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法院的尴尬地位,使本罪的追诉程序符合刑事诉讼的理念,必须将执行法院从本罪追诉程序的源头解脱出来,还原法院中立审判者的地位。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可实行异地管辖,以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符合审判中立理念。刑事审判中立是指审判者不仅不能由控辩双方的主体或与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的人来担任,而且审判者应当对控辩双方不偏不倚,即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持等腰三角形的结构。为了保证审判中立,控审必须分离,而且控辩双方主体在审判中的诉讼地位必须平等。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和审判中立,互相联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16异地管辖可以打破法院既是裁判者又是控诉人、证人、被害人,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尴尬局面。其次,有利于“回避制度”的实施。按《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回避。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法院具有被害人的地位,由原执行法院审理容易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而实行异地管辖,使执行法院与审判法院分离,做到了法院回避,客观上有利于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
四)追诉措施重塑:完善公检法衔接机制
为增强公检法打击本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一是注重执行联动,形成打击合力。以当前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三机关联合出台打击拒执罪的专项活动为契机,将本罪纳入公检法部门的考核机制,加紧出台有效的实施细则,明确追诉流程、时间节点及职责权限,建立协调督促机制及问责监督机制。公安机关在接到法院移送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查立案,超出期限则属于程序违法,应追责相关人员责任;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院若认为不应提起公诉,应当出具书面决定及理由,法院若认为理由不成立,准予当事人提起自诉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加强公检法合作,避免各自拖延和推诿,解决本罪因公安不愿介入或检察院消极应对造成的“立案难、起诉难” 局面。二是更新执行观念,注重证据保全。执行干警在执行过程中需提高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注重证据的收集和保存,一旦发现被执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嫌疑,应当及时固定证据。各级法院还应组织开展对拒执罪刑法适用的专题培训班,使广大执行人员理解相关规定及条文要义,熟悉该规定的具体适用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掌握认定犯罪的证据的尺度,从而确保在执行中的证据搜集。三是强化检察监督,确保程序公正。为平衡打击拒执罪的有效性和防止权力滥用两者的关系,需明确监督的形式,检察机关对追诉环节中的违法行为享有违法确认权和行为纠正权,同时为避免监督权扩张,赋予公安机关和法院提出异议的权利,以此增强刑事诉讼监督的权威和实效。
结 语
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能被顺利执行是法律和审判权威性的重要体现,是法治社会真正得到实现基本保障。刑法中规定拒执罪并进一步完善,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却由于多重原因而难以被适用。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讨论了本罪的法律适用相关问题,旨在分析本罪的完善路径。执行难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刑法的规制只是最后手段,要真正解决此问题还需建立完善的执行保障机制,实现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相结合的阶梯对应解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执行难情况定会得到解决。


1 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2 张明楷:《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3 王建红:《和谐社会语境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4 最高法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有关情况,载“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GB/51654/363283/366865/,于2016年5月25日访问。
5最高法通报:《最高法为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发布新司法解释》,载“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html/fazhixinwen/20150721/22011.html,于2016年5月30日访问。
6 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7 严励:《刑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8 陈立:《刑法各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9 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10 童兆洪:《民事执行调查与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
11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页。
12 赵秉志:《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13 吴占英:《妨害司法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中国人民公女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14 郭华伟、周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适用现状及对策分析》,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8期,第86至87页。
15 杨苹:《浅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情节严重”》,载《法制与经济旬刊》2011年第1期,第86页。
16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至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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