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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证图景与理想建构
【发布时间:2018-08-28 15:10:51】 【稿件来源:黄埔法院】 【作者:邓丹云、苏映霞】 【关闭】

 

 
论文提要在一宗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对何为完整证据链以及疑罪从无的原则的适用存在不同的判断。为了查明全国范围内对于证据链的分析以及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情况,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了2185篇与证据链是否完整存在争议相关的刑事裁判文书,借助某高校计算机学院的力量,进行了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宣告无罪的案件数据情况、对是否形成证据链有争议的案件数据情况、上诉法院是否存在证据分析的案件数据情况和样本中的罪名分布数据情况的检讨反思,从疑罪从无的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庭审实质化未能充分有效体现、相当部分裁判文书说理简单不透彻、审判委员会虚置合议庭的审理和同案同判的标准界定困难等五个方面,论证了进一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由此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多维构建的以下建议,一是完善疑罪从无原则的事实认定机制;二是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三是从法庭辩论实质化、证据调查实质化和心证形成庭上化的方面全面落实庭审实质化;四是强化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五是理性看待同案同判问题。(全文共9981字)
 
主要创新观点:
对于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基础,本文从大数据的实证角度分析了全国上传至裁判文书网上的2185篇与证据链是否完整存在争议相关的刑事裁判文书,论证了进一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进行审判为中心的多维构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善疑罪从无原则的事实认定的机制、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和理性看待同案同判问题的建议。
 
以下正文
引子
一宗刑事案件,案情很简单:汤某某被公诉机关指控犯有盗窃罪,证据为其他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并被羁押在不同场所的三名“同案人”的指认供述。该三人因2014年5月1日盗窃某地的绿化树分别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相继服刑后于2015年5月同时供述盗窃是由汤某某组织策划的,汤某某在2016年6月被抓获后随即被提起公诉,一审认定汤某某犯盗窃罪,汤不服上诉,被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汤依然拒绝认罪,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参与盗窃的情况下,仅凭三个人的言语就将其定罪是错误的。合议庭经合议,多数意见认为,本案除了三名证人的证言直接指向汤某某犯有盗窃罪外,无其他客观证据包括物证、书证、现场勘查笔录和视频资料等可以佐证,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时,应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汤某某无罪。根据相关规定,本案拟宣告被告人无罪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结果,审判委员会讨论时的多数意见为:三名“同案人”羁押于不同的场所,不存在串供的可能,也没有诬陷汤某某的必要,他们三人的供述存在细节上的出入,更说明符合人之常情,虽然公安机关因时间久远没有查到汤某某盗窃时所驾驶车辆的监控视频,但不排除汤某某没有驾驶车辆到现场,三名“同案人”的供述已形成证据链,故应判决汤某某犯盗窃罪。宣判后,汤某某坚称无罪,提起上诉。
二审的审理结果是维持原判,由此引发了笔者对类似此案审判的思考。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持续进行,在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出台实施《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今年2月推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本案的重审判决是在今年5月,是否反映了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呢?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如何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的原则应怎样坚持?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的多数意见不同时应否当然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能否理解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义?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最好能有数据实证分析为依托,以分析此案的审判思路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现象,还是只为个别反映?为此,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了2185篇与证据链是否完整存在争议相关的刑事裁判文书,借助某高校计算机学院的力量,进行了大数据分析。
一、样本呈现:犯罪事实有无存在争议的刑事案件的数据分析
因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否排除合理怀疑,可否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裁判文书中没有统一表述,为尽可能最大化覆盖所要论述涉及的关联数据,本文以“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形成证据链”“无法形成 证据链”、“证据链缺失”、“疑罪从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1]”作为关键词,于2017年6月9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了2185篇法律文书,经过计算机去重处理253篇,分析1932篇。考虑到要体现各审级法院对同一案件的不同审判思路,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选取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的全部文书外,其余关键词所对应的都是二审和再审的法律文书。
(一)宣告无罪的案件数据情况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搜索,共得到法律文书686份,其中一审、二审和再审的分别为281、381和24份,宣告无罪的分别是258、274和20份,分别占截止当日(2017年6月9日)已上传的全部一审、二审和再审刑事案件的0.01%、0.09%和0.2%。[2]云南省、广东省、河北省、江苏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审判决无罪的案件数较多,分别为28件、24件、22件、15件和11件,占各省刑事一审案件的比例分别为0.04%、0.01%、0.02%、0.007%和0.01%;广东省、湖南省、河北省、江苏省和云南省二审判决无罪的案件数列居全国前五位,分别为28件、24件、22件、15件和15件,占各省刑事二审案件的比例分别为0.08%、0.14%、0.18%、0.1%、0.15%;广东省、湖南省、浙江省和陕西省再审判决无罪的案件数相对较多,分别为8件、4件、2件和2件,占各省刑事再审案件的比例分别为1.33%、0.67%、0.26%和1.05%。一审宣告无罪的案号在2014年度的数量最多,有91件;二审宣告无罪的案号在2016年度的数量最多,达100件;再审宣告无罪的案号在2015年度的数量最多,有8件。
(二)对是否形成证据链有争议的案件数据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所对应的二审和再审刑事裁判文书合计为405件,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有罪,认为不构成完整证据链应认定无罪的为294件,占比72.59%;检察院不服一审宣告无罪,认为已可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为111件,占比27.41%。经过二审或再审,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合计为294件,占比72.59%;维持原判的249件,占比65.4%;改判130件,占比34.1%,发回重审2件,占比0.5%。
 
其他关键词对应的二审和再审裁判文书为1270件,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有罪,认为不构成完整证据链应认定无罪的为1101件,占比86.73%;检察院不服抗诉为169件,占比13.27%。二审维持原判的807件,改判432件,发回重审的31件,分别占比63.5%、34%和2.4%。          
 
(三)上诉法院是否存在证据分析的案件数据情况
面对当事人因是否存在完整证据链存在争议而提起上诉或抗诉,上级法院在维持或改判原审判决时,在计算机数据软件可以作出分析的二审和再审的1170份裁判文书中,可以看到对案件是否构成证据链有相应分析的为908份,占比77.6%;还有262份二审法院只是写明类似“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而无任何的证据分析,占比22.4%。 
 
(四)辩护人参与案件数据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所对应的刑事裁判文书合计686份,有辩护人参与的为469份,占比68.36%。其他关键词所对应的二审和再审法律文书共1246份,有辩护人参与的为1077份,占比86.43%。
 
(五)罪名分布数据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 所对应的刑事裁判文书合计686份,涉及罪名34种,其中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案件数量最多,为52件,占比7.58%,其次为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侮辱罪、交通肇事罪和寻衅滋事罪,分别为8件、7件、7件、5件和5件,占比分别为1.17%、1.02%、1.02%、0.73%和0.73%。其他关键词所对应的二审和再审法律文书共1246份,提取罪名88种,其中被告人上诉因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不应被定故意伤害罪的案件数量最多,为112件,占比8.98%,紧随其后的为贩卖毒品罪、诈骗罪、受贿罪和盗窃罪,分别为83件、59件、46件和39件,占比分别为6.67%、4.74%、1.02%、3.69%和3.13%。
二、检讨反思:进一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在《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内部进一步作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明确以庭审为中心,并要遵照庭审规则进行。然而,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确实既必要又迫切。
(一)疑罪从无的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出席《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发布会时,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底线标准就是要切实防范冤假错案。”[3]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就已明确,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审查起诉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是,该项原则在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到的近年来被判无罪的案件只占已上传的全部一审、二审和再审刑事案件的0.01%、0.09%和0.2%,个别省份的无罪判决率相对较高,最高也只是广东省在再审刑事案件中无罪判决率达到1.33%。“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一般在5%左右,英美法系国家的无罪判决率则通常高达20%,就连以‘精密司法’自诩的日本,其无罪判决率虽在1%以下,但也远高于我国千分之一的比率。”[4]显然,我国的无罪判决率过于低迷,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刑事冤案不断曝光。在《中国冤假错案网》中,列举了166宗曾被判决有罪后通过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6》白皮书披露,2013至2016年,各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了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34起重大刑事冤假错案。这些错案的纠正固然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但有些纠错耗时过长、有些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冤情昭雪的比率缺乏实证数据分析。
(二)庭审实质化未能充分有效体现
严格的举证程序、充分的质证过程和规范的认证结果,是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的重要体现。一方面,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让其与检控方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使之不会因权利的失衡而丧失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要突出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和主导地位,发挥法官在庭审中的控制和引导作用。但是,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缺失,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直接影响着起诉和审判,对于侦查中形成的各种笔录、报告、书证和物证等,在庭审质证时,很难做到一证一质,往往在公诉人简单宣读各种证据的摘要后就叫被告人方质证,若无辩护人参与,质证过程就很可能流于形式,从而导致刑事诉讼中的“以侦查为中心”。然而,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相较于35万有余的二审和再审的刑事法律文书,被告人上诉提起证据链不完整的案件只有1700来件,只占4.8%。 而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到有辩护人参加的达86.43%,说明辩护人对刑事案件的进程及结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在大部分的案件中缺席。同时,未有裁判文书反映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法官对证据的审查成为对各种笔录的审查。
(三)相当部分裁判文书说理简单不透彻
裁判文书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感受正义的媒介,是司法公正的直接体现。作为“公正的精髓”的文书说理要满足描述裁判制作过程、说明裁判结果逻辑演化和展现法官心证形成路径的基本要求。[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发布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并在2001年作了实施该文书样式的解答,要求裁判文书对法庭的举证和质证的过程要有准确完整地呈现,对于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可以扼要概括;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则应具体分析和认证,写明采信或否定相应证据的理由。不过,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尽管当事人对是否形成证据链存在争议,但二审裁判文书未对证据进行任何分析的达22.4%,更不用说论证是否形成证据链,简单地就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就做概括。有人将这类文书总结为:抽象概括——基本不说理,其文书结构主要特征为“证据罗列+抽象概括+定量分析”,而且证据罗列部分占90%,不到10%在分析定案量刑理由;照本宣科——往往在未经事实评述与性质分析前,就套用刑法条文或直接就定性;简单粗暴——轻视控方观点,裁判说理十分傲慢。[6]然而,在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中,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超过80%的判决书中都对双方的举证、质证及法官认证的理由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基本的法庭证据规则了较好的运用。
(四)审判委员会架空合议庭的审理
     独任审判或合议庭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组织形式。可是,在部分案件中,以院长、庭长与资深审判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却是事实上的审判主体,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享有最终的决定权。审判委员会尽管是最高审判组织,但其组成人员并未亲历审理过程,决定的作出主要建立在主审法官的案情汇报和对卷宗材料的阅读之上,本质上属于间接审理,对于当事人各方在庭审中的表现没有直接感受,对有可能发现的事实问题难有途径去进一步查证,而且在许多基层法院因法官数额的限制,很少能建构针对刑事或民事的相应专业审判委员会,致使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和决定案件时非是因为对某类案件有深入的思考或了解,而是基于资历或职务,容易形成人云亦云的局面,一旦发现在某类案件上有所谓的“权威”作出表态,其他人员附和的几率就相当大。在前述“引子”所引的案件中,合议庭的多数意见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认为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既要有主观证据,也要有客观证据,在被告人拒不认罪,只有证人证言而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认定证据链条缺失,当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但由于审判委员会中刑庭的庭长表态应认定被告人构成盗窃罪,其他大部分成员也附和认为即使本案证据存在硬伤,也应当相信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不宜宣告无罪。此外,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不要求在裁判文书中注明,在公开的裁判文书中只有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一旦发生错案,承受责任的还是合议庭。如前所述,拟宣告被告人无罪都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那么在我们搜索分析的当事人对未形成证据链而坚持疑罪从无上诉的案件,其中63.5%被维持的案件中,有多少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不得而知。
(五)同案同判的标准界定困难
“同案同判”,即相同或类似案件应该得到相同或者类似的裁判结果,是法律统一适用的最基本表现,也是司法公平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同案同判”主要体现为量刑均衡或量刑规范化。目前,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智慧法院,纷纷推出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如苏州中院“利用人工智能和司法大数据技术,探索搭建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系统对海量裁判大数据进行情节特征的自动提取和判决结果的智能学习,建立起具体案件裁判模型,根据案件的情节特征和案件复杂度从案例库中自动匹配类似案例集合,并据此计算得出类案判决结果,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同时对于‘同判度’较高的类案,如果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判决结果与之发生重大偏离,系统予以自动预警,方便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7]事实发现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只有全面充分展现影响定罪量刑的所有事实和全部证据,“同案”是否“同判”的评价才有可能。“相比于依赖于小数据和精确性的时代,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8]的确,大数据带来的便利让法官欢欣鼓舞,有一种在重压下释放的感觉。可是,当被告人抗辩证据链缺失,该如何构建完整的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犯罪事实,如前所述,超过20%的二审法律文书未对证据进行分析,其得出的事实是否经得起检验,基于该事实作出的定罪量刑能否天然地认为是“真”,而直接当作大数据的标准参考值?即使进行过证据分析的案件,但是否就作了周延的逻辑分析,有无基于传统的法律规范本位思想,裁剪案件事实以适应法律规范,导致裁判的客观依据不坚实,主观确信成分较多?在“以审判为中心”的不断推进中,法官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和事实认定准则,也许得出来的结论与所谓的“同案”发生重大偏差,这时该如何取舍?当然,我们会说“在裁判案件时,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会综合考虑案情进行裁量,系统的偏离度只是为法官判案提供参考,并非强制要求。”[9]但若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作用呢?贵州省高院选择了面广量大、难度不大、便于统一的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减刑假释等案件为切入点,在四家中级法院和四家基层法院启动了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应用试点工作[10],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看似简单的故意伤害案件,上诉因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不应被定罪的案件数量最多,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案件数量也最多,这说明案件的难易和事实的真伪并不能简单以案由为判定标准。
三、路径探微: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多维构建机制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可以进行制度完善,从以下方面予以细化,构建符合法理、情理和社会效果的最优机制。
(一)完善疑罪从无原则中事实认定的机制
相对于其他案件而言,因证据不足而在法律上否定相应的事实,是无罪判决案件的根本。就事实认定而言,相较于法律适用,也许需要更多的非法律专业知识。“法官不能为了获取案件事实而不择手段”[11],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特别是对常情、常识和常理的判断,法官实际上是没有认知优势的。为了更好的体现案件办理的科学性,使事实认定更加合理,建议:第一,优化人民陪审员结构,在合议庭组成人员中增加相应专家的比例,使具有特定事实的案件在专家的认知优势的基础上做到最大限度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第二,建立专家辅助人员机制,对于某些涉及到专门知识的案件,由专家辅助人员以参加庭审或者书面的方式发表意见。第三,完善庭前会议,在庭前会议中,可以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专门的事实问题进行认定,以判断是否证据不足。
(二)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
在认知路径上,认定证据不足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不同的,分别有相应的认识规则和认知特点。在证明案件事实时,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做出任何论断都必须有充分理由,应当有详细的论述和推理过程,并对证据链的构造有充分的说明。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所有构成要件同时具备,并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然而,要证明犯罪证据不足,只要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某一项被否定就可。因此,将判断证据不足的主要标准和程序进行明确,既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也能更好地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行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于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作了规定。不过,该《规则》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仅属于司法操作规则,存在法律位阶和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立法位阶的提高亟待进行。在以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完善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对审判阶段中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要有明确的规范。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司法公信力,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全面落实庭审实质化
“庭审是审判的关键和决定性环节,是审判中心之中心,必须要实质化,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内容。”[12]
    1.法庭辩论实质化
在我国职权主义法制传统下,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似乎使其与被告人之间不具有那么强的对抗性,但是控辩双方的立场是相对立的,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这种对立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并让其能够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才谈得上庭审实质化有实现的条件。事实上,在我们分析的样本中,能进行未形成完整证据链抗辩并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有超过86%的案件有辩护人参加,这为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庭审实质化提供了有利保障。
    2.证据调查实质化
第一,贯彻直接言词原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进行了重要修改,在证人保护措施和作证补助与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完善,还建立强制证人到庭制度。可是,相关制度的建立并没有改善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究其原因,证人出庭的安全保障措施缺乏配套、对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又设置了过多的条件。在前述引子案件中,三位“同案犯”就坚决拒绝出庭作证,导致言词证据的真伪很难通过当面质证的方式加以实质审查。第二,完善庭审质证程序。要确定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必须经法庭质证。然而,不同种类的证据有不同的特点和属性。《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规定出示和宣读实物证据的调查核实方式。实践中,公诉人往往是批量出示证据,或者选择性、概括性和摘要式宣读,这连辩护人都无法逐个质证发表意见,更别说被告人本人能对证据有效质证了。因此,应当结合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各自特性,完善相应的质证规则,对于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应当坚持一证一质的原则。
   3.心证形成庭上化
保证裁判结果由亲历庭审的审判人员作出,还裁判权于审理者,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使其心证形成庭上化,是实现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关键。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第一,完善司法责任制。现在各级法院都制定了司法责任制的相关文件,建议进一步取消案件批示制度,并落实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第二,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制度。为了降低改判率,下级法院希望上级法院就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上作出相应的指导,这既违背两审终审原则,也不能发挥一审庭审在认定事实上的核心功能,建议将请示的范围限于法律适用问题,同时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公开、规范化,将法官评价指标中的改判率等不合理指标剔除。第三,厘清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分别对审委会的职能作了规定,笔者更倾向于审委会的智库功能,通过对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的讨论,总结审判经验,而非直接决定判决结果,虚置合议庭,使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负责。第四,法官裁判案件的质效和公正,要通过运用大数据进行常态化、长期化的综合指标加以科学分析判定,并作为法官奖惩、晋升的主要依据,以此来提升法官审判责任和职业素质。
(四)强化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
法律是“理”与“力”的结合,有“理”无“力”是道德;有“力”无“理”是强权政治。而“理”则要通过审判权的重要表现形式——裁判文书的“说理”来体现。但实践中基于多重因素,一些裁判文书说理不透彻,甚至强词夺理,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为体现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实现所有裁判文书依法、限时上网,并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一是讲清事理。要强化对证据的分析和评价,对于举证、质证和认证过程要全面展示。当仅有间接证据而无直接证据,或者只有主观证据而无客观证据,或者要排除非法证据时,更要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做到条分缕析,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二是论透法理,克服简单机械引用法条的做法,将权利义务关系与法条、法理相结合,既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又有严密的法律推理;既有必要的法言法语,又有符合法律精神的公众语言,是非曲直清楚,责任认定明白。三是说明情理。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常识、常情和常理,既要坚持法律原则,又要得到社会认同,在不断平衡中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五)理性看待同案同判问题
“同案不同判”并非一种正式的法律术语,更多地被运用于社会舆论的讨论当中。近年来,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同案不同判”,根本原因是民众认为背后所隐含的司法不公的问题。在此种语境下,若抛开过程,单纯谈论结果则无意义。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运用于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是一项基本的法律要求。何为相同或相似案件,应当以经过法律筛选的法律事实为基础。而经过法律筛选的事实并非一个客观标准。在审判过程中必须考虑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特点,所以表面同一或相似案件,未必能达到相同的结果。如在“以审判为中心”和“以侦查为中心”不同理念下对类似案件即使有大致相同的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可能会完全不同,审判结果可能完全相反,因此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同案不同判,一方面应当关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同案不同判简单归结为司法不公正。当然,对于同案不同判、无罪判决等容易引发争议的情形,不能简单通过公布裁判文书了事,有必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向公众展示其客观因素和合理原因,透过大数据分析使人民群众和有关机关对以审判为中心格局下的这些问题有客观辩证的认识。
四、结语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不仅涉及到法院内部刑事诉讼工作重心的变革,也重新建构着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不仅促进着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达成,也能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法乃至宪法的立法完善。我们期待着这一凝聚法治精髓的诉讼模式在中华大地焕发生机,切实提升司法公正和质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第一百九十五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因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并非反映全国法院所审理的全部案件,故相关统计数字会与官方公布数字不同。但为了统计和分析的方便,本文关于各种比率的分析都是基于裁判文书网上的数字。《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6)》白皮书透露,2013至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共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16889件,赔偿金额为69905.18万元。
 
 
[3]刘婧:《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于《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22日版。
[4]陈学权:《证据不足时法院作无罪判决难所涉问题研究》,载于《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
[5]张云鹏 孙长江 李万涛:《庭审实质化视角下刑事判决树的罪行说理》,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7期。
[6]周芳芳:《刑事判决说理的困境、原因及出路研究》,载于《法律方法》,2016年第12期。
[7]赵惠民:《苏州模式“助推”智慧审判》,载于《姑苏晚报》2017年6月14日,A09版。
[8]徐向:《论侦查机制之创新》,载于《法制博览》,2016年第1期。
[9]《刑事司法大数据可以做什么?》,载于http://chuansong.me/n/1837177952713,于2017年6月20日访问。
[10]同上。
[11]姚显森:《疑罪从无处理的程序法规制》,载于《现代法学》,2014年第9期。
[12]赵鹏:《刑事检察工作模式有待转变》,载于《检察日报》,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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