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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发布时间:2018-08-28 15:06:16】 【稿件来源:广州中院】 【作者:方卓迪】 【关闭】

 

  
作为华南经济中心,广州是中国商业、对外贸易和工业生产都发展较早的地区,由于拥有经久不淤的河海连通港口,对外贸易长生不衰,自古便是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在现代化的今天,广州以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背靠珠三角的地理优势,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和港澳台商人前来投资经营,其作为世界范围内重要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国际贸易当中,国际结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信用证则是国际结算工具中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从国际上看,15%的跨国贸易额使用信用证结算,每年约为1万多亿美元。在我国,使用信用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要占到近30%,以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3日公布的2015年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人民币算,约为7.377万亿元。在这一领域里已发生的纠纷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不容忽视,因此信用证相关案宗的审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十年受理的涉外信用证纠纷为样本进行分析,以期对广州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一、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
 (一)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受理情况
广州中院2006年至2015年以来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2428件,审结2422件,其中,受理并审结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19件(一审13件、二审6件)。
信用证案件分布的地区和时间较为集中:广州中院2006-2015年受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数分别为0宗、1宗、1宗、1宗、0宗、6宗、0宗、3宗、2宗、5宗(其中2011年受理的6宗案件为二审案)。基层法院当中,只有越秀区法院、天河区法院、海珠区法院受理过信用证案件,其中越秀区受理案件数占全市所有信用证案件比例最重为61.76%。
   (二)信用证纠纷案的涉外因素
在广州中院审结的19宗信用证纠纷案件当中,涉外因素主要集中在主体及法律事实两方面。2宗以国外的议付行为被告的信用证议付案件及3宗以中石化化工销售(香港)有限公司作为被告、2宗以担保人RAFIGURA PTE LTD为被告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外,其余12宗信用证纠纷均无涉外主体。信用证纠纷的涉外因素主要体现为法律事实的涉外。由于信用证多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工具,因此信用证纠纷的涉外区域分布较为广泛,涵盖了我国行政特区(香港)、毗邻国家(韩国)、非洲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等。
(三)信用证纠纷案的三级案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信用证纠纷属于二级案由,其下设六项三级案由,分别为: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信用证开证纠纷、信用证议付纠纷、信用证欺诈纠纷、信用证融资纠纷、信用证转让纠纷。[1]
在广州中院审结的19宗信用证纠纷案件中,案由主要集中在信用证欺诈纠纷、信用证议付纠纷、信用证融资纠纷三类,尤其以信用证议付纠纷最多共有8宗。广州中院受理的19宗信用证纠纷案件的主要以关联案件为主,如以广东富邦化工有限公司、杨剑黎、郭逢英、广东世益经贸有限公司、广东融成投资有限公司为被告的共5宗信用证议付纠纷[2];另一批是以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诉人,由不同银行为被上诉人的共6宗纠纷。
(四)信用证纠纷案的标的额
 信用证纠纷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标的额高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平均水平。广州中院审结的19宗信用证纠纷一审案件总标的超过9048万元,尤其是信用证欺诈案件,往往一宗案件涉及多宗信用证,标的额更为巨大。以2013年至2015年受理的5宗信用证融资案件,标的总额达8959万元,占所有信用证纠纷标的总额的99%,远高于其他民商事案件的平均标的额。
(五)信用证纠纷案的结案方式
在广州中院审结的19宗信用证纠纷当中,所收的二审案件6宗均以准许撤诉方式结案,其余的13宗一审案件有8件以判决方式结案,5宗以当事人自动撤诉方式结案。特别是5宗以当事人自动撤诉方式结案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中,原告均向法院申请了信用证止付令,有3件广州中院作出信用证止付令,但被省高院裁定撤销,2件被直接驳回申请,这5件案原告均因信用证止付令被驳回而撤诉。
二、信用证纠纷的法律适用
    我国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成文法规定。但因信用证纠纷案件属于民商事案件,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等民商事法律规定同样可以成为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目前确定涉外信用证关系准据法的立法主要有:(1)《民法通则》第142条、145条、第150条规定2)《合同法》第126条规定;(3)《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规定。
    除此以外,2005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该规定第1条至第4条对信用证纠纷案件进行了概括,明确了涉外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中,第2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目前,《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已成为各地法院审理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时确定准据法的最主要依据。
   1、当事人自选法的适用。从法国杜摩兰提出意思自治原则后[3]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就成为国际私法冲突规则的一项重要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现阶段,当事人自选法通常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法律;二是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权利要受到某种限制。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有权在不违反所在国强制性法律或公共秩序的前提下选择一个与其交易有联系国家的法律。当事人约定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如果对准据法有约定,在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是为规避某一国强制性法律的前提下,应该适用当事人明示约定的准据法”。[4]
    《法律适用法》出台之前,有关当事人自选法的立法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145条和《合同法》第126条。新颁布的《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该条扩大了当事人自选法的适用范围,虽然只是一条宣示性条款,但作为总则中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自选法以突出地位,表明了立法者对这一法律选择方法的重视,也体现了当事人自选法在我国私法领域的重要地位。
    根据前述《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自选法同样适用于涉外信用证关系,即如果当事人在涉外信用证关系中有关于信用证法律适用的约定,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在处理信用证法律纠纷时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或国际惯例等等。法院尊重信用证当事人约定是以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信用证交易中,直接在信用证中对将来适用的准据法作出约定,或发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对解决纠纷适用的准据法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法院均应予以尊重,当然仍是以不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广州中院以判决方式审结的19件信用证纠纷案件中,1件[5]双方当事人未约定适用法律,法院依据《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5件[6]为原、被告相同的信用证融资纠纷系列案,被告之一为新加坡公司,但合同约定适用中国法律;11件[7]以调解结案,法律文书虽未提及准据法适用问题,但既然双方当事人就争议问题达成共识,即可理解为双方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适用亦达成统一意见。
   从以上司法实践的统计情况看,当事人自选法得到了普遍应用。信用证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信用证关系所适用的法律,而供选择的信用证准据法可以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也可以是相关国家的国内实体法;即便信用证交易当事人没有对信用证关系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法院也可以在诉讼中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并根据当事人的选择来确定信用证关系的准据法。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并以此确定涉外信用证关系准据法,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毋庸置疑。
2、国际惯例的适用有关涉外信用证关系中适用的最常见的国际惯例是国际商会(ICC)编撰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Commercial Documentary Credits,简称UCP)。《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虽不是一项国际性的法律规章,但截至目前,已有大约超过180个国家或银行团体接受,并在其开立的信用证中明确约定适用该惯例。《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据此被认为是目前为止被认为最成功和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银行的商业统一惯例。[8] 2006年10月25,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商会银行技术与惯例委员会2006年秋季例会上,以点名形式,经过71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商会委员会以105票赞成,最终通过UCP600,现今已普遍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一套非官方规定,是当前世界各国司法界和银行界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14日发布的《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是我国司法机关处理信用证纠纷案件的专门司法解释,其除了直接根据国内相关实体法为法律依据外,还参照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相关国际惯例,即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9]
    司法实践中,涉外信用证关系中的当事人多约定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即便当事人没有约定,司法机关在审理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时,也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直接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作出裁判而不会产生任何争议,前文论及的案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一般来说,涉外信用证关系准据法的确定与涉外民事关系准据法的确定大体一致,但涉外信用证关系准据法的确定有一些特殊问题。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2011年4月1日即将施行的《法律适用法》第2条表述为“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该条中的“其他法律”是否可以理解为也包括前述作为司法解释的《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换言之,《法律适用法》施行后,涉外信用证关系是否有必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
    一直以来,司法机关在审理涉外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直接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进行裁判。这样规定有两点好处:一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世界各国司法界和银行界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经过80多年不断扩充、修订,已相当规范、完善,不容易引起争议;二是司法机关直接援引《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避免了域外法查明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但节省司法资源,还提高审判效率。更重要的是,信用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关于信用证的国内立法,实践中主要依据信用证领域的国际惯例,特别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来调整信用证关系。可以预见,我国也不太可能短期内就信用证的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有鉴于此,课题组认为,可以对《法律适用法》以上条文中的“法律”一词做扩大解释,即由于《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中已明确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其他相关国际惯例,法院可依据该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直接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故此,不论当事人有无明示或默示约定仍将适用有关国际惯例,不需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
此外,信用证的独立性对信用证纠纷的法律适用也存在重大影响。基础合同项下对准据法的约定并不一定会导致法院在信用证纠纷案件中也适用基础合同中约定的准据法。其中一个信用证约定的准据法并不导致其他信用证也适用同样的准据法。这些也都是涉外信用证关系法律适用有别于其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特殊之处,不论是涉外信用证交易当事人还是法院在确定涉外信用证关系准据法时都应当谨慎视之。
三、信用证案件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信用证纠纷的涉外性识别问题
从广州中院收集的信用证案件来看,大部分的案件均没有涉外主体,之所以识别为信用证案件,是因为开立信用证的基础关系涉外,即法律事实涉外。但是在分析信用证纠纷涉外因素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由于没有涉外主体,法院在立案时常常未能将信用证纠纷列为涉外案件从而按照涉外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而是列为一般商事案件根据普通民事程序进行审理。如越秀区法院受理的两批信用证融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标的已经超过广州市基层法院受理涉外案件的标的范围,且判决书中并未对管辖和法律适用进行论述,很明显,越秀区法院是将该等案件作为一般的经济案件进行审理,并没有适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程序。此外,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2009年至2011年广州市两级法院仍有8宗信用证纠纷案件被列为普通商事案件进行审理。由于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有别于一般民商事案件,对信用证纠纷的涉外性厘定不清将影响信用证案件审理的级别管辖、诉讼程序和准据法的确定等问题,故有必要明确信用证纠纷的涉外性识别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案件:(一)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二)信用证纠纷案件;(三)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四)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其中第二款“信用证纠纷案件”作为单列的一类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案件,并没有冠以“涉外”作为定语,故笔者认为只要是信用证纠纷,均应作为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2005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实行集中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范围的意见》(粤高法发[2004]35号)中第六条亦明确了这一点:“……由于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其在运作过程及适用法律方面均具有涉外性,因此信用证纠纷案件不论其主体是否涉外,都应当予以集中管辖。”。笔者认为如此规定,理由有二:一是信用证多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即使案件主体均为国内主体,但基于信用证关系必然存在涉外的收款人或付款人,涉案的款项必然存在境内外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只要是信用证案件,应当具有涉外的法律事实,故应作为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二是信用证案件涉及较为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当中往往涉及大量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术语等专业知识,由长期从事涉外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质量,亦有利于保持信用证纠纷审理的专业性。因此,建议广州中院就信用证纠纷的集中管辖和涉外性认定问题确定统一处理方法,将信用证纠纷分派给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业务庭按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程序进行办理。
(二)确定信用证纠纷的准据法能否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问题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立法,对有关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处理,除了适用国际惯例以外,相关的法律原则散见于各国国内民商事成文法中,或者由判例法调整。我国同样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成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14日公布的《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对信用证法律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是我国各地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的最主要依据。
《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该条确立了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即以适用当事人自选法为主,以适用国际惯例为补充。具体到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在处理信用证法律纠纷时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或者国际惯例;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可直接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其他国际惯例。
从适用当事人自选法的角度来看,信用证关系与其他涉外民商事关系大体一致,但基于信用证的独立性,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适用仍有其特殊之处:
其一,信用证的独立性对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影响。基础合同项下对准据法的约定并不一定会导致法院在信用证纠纷案件中也适用基础合同中约定的准据法。其中一个信用证约定的准据法并不导致其他信用证也适用同样的准据法。这些也都是信用证关系法律适用有别于其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特殊之处,不论是信用证交易的当事人还是法院,在确定信用证关系的准据法时都应当谨慎视之。
其二,《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而《法律适用法》第2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里存在一个理解问题,即信用证关系是否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
在上述统计的已审结的19宗信用证案例中,除1宗因最终被识别为以代开信用证为表现形式的代垫货款纠纷而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外,其他典型的信用证案件无一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对此,我们认为,一直以来,司法机关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则依据《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直接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进行裁判。这样处理有两点好处:一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世界各国司法界和银行界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经过80多年不断扩充、修订,已相当规范、完善,不容易引起争议;二是司法机关直接援引《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避免了域外法查明难等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但节省了司法资源,还提高了审判效率。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只要将《法律适用法》第2条中的“法律”一词做广义理解,则信用证关系是否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中已明确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其他相关国际惯例,法院可依据该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直接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所以,不论当事人有无明示或默示约定仍将适用有关国际惯例,从而排除了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可能性。
(三)银行开展信用证融资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
为了对进口商提供融通资金的便利,银行通常对一些资信较好、有一定清偿能力、业务往来频繁的老客户核定一个相应的授信额度或开证额度,供客户循环使用。进口商开证时只需提供一定比例保证金,无须缴纳全部货款,差额部分可占用授信额度或开证额度,这就减少了进口商的资金占用,从而提高其经营效率。
信用证融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广州中院常见的为银行为出口商提供的信用证融资额度。除此以外,信用证融资还有担保提货、进口押汇、承兑信用额度、打包放款、票据贴现、出口押汇、包买票据、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等形式,但目前广州中院尚未遇到相关的案件。
信用证融资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融资产品,信用证的优点及生命力正是能为买卖双方提供融资服务。信用证融资是银行一项影响较大、利润丰厚、周转期短的融资业务,银行通过信用证融资可获得较高的收入。进口信用证项下,银行可获得开证手续费收入、提货担保手续费收入、进口押汇利息收入、售汇差价收入、低成本资金等。出口信用证项下,银行可获得各种贸易融资的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结汇差价收入等。在高收入的利益驱动下,银行可能会忽视对信用证项下贸易真实性的审查和风险防范,给企业利用信用证非法违规融资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信用证融资业务标的额较大,担保设立不足,往往依靠开证申请人的信用作为还款的保证,当外部经济环境出现较大变动,风险系数较大。
信用证融资的风险主要指进出口商不能按时、足额偿还银行通过信用证为其提供的融资贷款,这些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远有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近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而政权更替、外汇管制在部分国家也时有发生,此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贸易壁垒也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可导致银行的应收账款难以安全收回。如前文统计所显示,2009-2015年广州中院信用证案件的飙升几乎全部由信用证融资及信用证欺诈造成,标的额超过9000万元,因此建议银行业重视信用证融资的风险,采取切实措施对其风险进行控制。防范信用证融资风险的主要措施包括:强化风险意识,做好融资前的风险评估;完善对融资企业的风险控制手段;加强融资后的风险管理;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加强培训,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等。
 


[1]参见《民事案宗案由规定》(2011)第八部分“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中第二十九项“信用证纠纷”。
[2] (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50、57-60号民事判决。
[3]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历史参见肖永平、胡永庆著《法律选择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21~227页。
[4]参见吴庆宝、孙亦闽、金赛波主编:《信用证纠纷原理与判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5]2008)穗中法民四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
[6] (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5057-60号民事判决。
[7] (2011)穗中法民四终字第7-12号、(2013)穗中法民四初字第51-53号、(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617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杨良宜著:《信用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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