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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防范:法官办案责任的不当追究
【发布时间:2017-08-11 08:57:03】 【稿件来源:越秀法院】 【作者:叶三方 彭建华 欧阳福生】 【关闭】

 

引 言
本轮司法改革明确了法官的权力与责任: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关于“由裁判者负责”,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社会媒体对改革方案一片叫好,认为紧紧抓住办案责任负责制这个“牛鼻子”,司法改革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改革伊始,就有部分法官对“由裁判者负责”的制度设计持悲观或消极态度。究其原因,与业已发生的对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的阴影不无关系。于此背景下,深刻剖析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之成因,反思现行制度之不足,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就显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现象扫描: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的具体表现
有权必有责。法官办案责任与法官审判权相伴而生。对法官办案责任的追究也必须依法依规进行,依照法定事由,对正确责任人,追究适当的责任。本文所称的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不仅仅是指结果上不当地追究了法官办案责任,错误地对法官判处了刑罚或给予行政处分,还包括没有按照法定事由,错误地启动办案责任追究程序。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结果意义上的不当追究;二是程序意义上的不当追究。
(一)因职责以外的因素被控有罪
近年来,我国媒体接连披露了法官因履职而被控有罪的案件。本文按照如下标准挑选了七起案件列入研究范围:一是选择与法官办案行为有关的案件,将法官因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被公诉的案件排除于研究范围之外。二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案件。三是有“结果意义上的不当追究”的案件,如金林响案;也有不当地启动了追责程序,即“程序意义上的不当追究”案件,如莫兆军案。这七起案件的具体情况见表一[1]
表一:七起法官被控有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件名
指控罪名
指控犯罪事实
辩护意见
裁判
结果
莫兆军案
玩忽职守
判决后,当事人自杀以示清白,莫兆军的审判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玩忽职守。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判案,履行了法官基本职责,当事人自杀与其审判行为无关。
无罪
刘德山案
玩忽职守
裁定对黑社会组织头目白某减刑,指控该行为违反了河南省政法系统关于“一般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的内部文件,属于玩忽职守。
正常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裁判程序与结果符合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无罪
金林响案
枉法裁判
认定“阴阳合同”有效,致使不符合转让条件的土地转让,造成国家税收损失。
“阴阳合同”不是虚假合同,不构成枉法裁判罪。
有期
徒刑10个月
蔺宏彬案
枉法裁判
无足够证据推翻现有证据定罪情况下,主观、片面地否定证据效力,对作出无罪判决起了作用。
采信哪些证据,属于自由心证范畴,不应构成犯罪。
有期徒刑1年6个月
薛延案
滥用职权
审理的民事案件被认定为“虚假诉讼”,造成了拆迁补偿款损失的严重后果。
依程序审理案件、出具调解书,拆迁补偿款损失与其审判行为无因果关系。
有期徒刑4年
马瑞芝案
滥用职权
当事人向法庭隐瞒部分事实,判决结果侵害案外人利益,引发案外人上访,酿成重大维稳事件。
依程序审理案件,该案的办理没有给任何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案外人上访告状与审判行为无关。
无罪
王桂荣案
玩忽职守
对定案证据没有严格依法审查,致使于某被判有罪。
按照刑事诉讼法审查证据,且案件经审委会讨论,请示了上级法院。于某案被改判是因为证人翻供,出现“新证据”。
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年9个月。

   上述七起案件均以案外因素作为判断法官有无正当履行职务的依据。其包括:莫兆军案介入了当事人自杀情节;马瑞芝案因案外人激烈上访而造成重大维稳事件;刘德山案源于对黑社会组织头目进行减刑;王桂荣案、蔺宏彬案的发生与当事人被判无罪有关。客观地看,“自杀”“上访”“涉黑”“无罪”,这些无疑都是司法实践中最敏感的因素。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中,这些因素的介入极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围观”。法官在处理具有这些因素的个案过程中,若稍有不慎,就会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造成重大损失”,进而面临被指控构成职务犯罪的风险。
(二)因评价法律条文受撤职处分[2]
2003年5月,洛阳中院在一起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中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正是这一判决,使该案的审判长李慧娟惹“祸”上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并据此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发出通报,要求严肃处理洛阳中院的违法行为。之后,洛阳中院党组根据此要求作出决定,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助理审判员资格。[3]
“李慧娟事件”折射出法官办案责任追究的实践乱象,且弊害无穷。法官因评价、选择适用法律而遭受纪律处分,表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无从保障。
(三)因裁判文书说理不当被调离法院
2007年9月,南京鼓楼区法院王浩法官对“彭宇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这一分析迅速被媒体抓住并放大,“彭宇案”成为被冠以“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王浩法官由此遭受全国舆论的一致讨伐。尽管事情的真相是彭宇就是侵权行为人,但王浩法官还是因为在裁判文书中所作的上述分析而遭停职处分,调离法院。[4]
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既与业务水平有关,也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更重要的是还与法官运用证据、经验规则对争议事实形成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有关。就此而言,法官因为在裁判文书中说理不当而遭受惩戒是值得反思的。
(四)为司法体制原因导致的错案承担责任
2010年5月,河南商丘中级法院对外发布消息:当年审理“赵作海案”三名法官已经停职接受调查。作为确定无疑的错案,“赵作海案”相关办案人员的去向备受媒体关注。但错案并不一定就归因于法官的职务行为,法官也不必然要为错案承担办案责任。究其原因,在于造成“赵作海案”成为错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高压的刑事政策。该案审理期间,全国法院仍坚持“严打”的刑事政策,办案人员对有疑点的刑事案件往往依照“疑罪从轻”理念,作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2)政法委的协调处理。正如媒体指出:办案人员办错案,也可能是迫于严打的压力,或者迫于“有关领导”的压力。[5]该案“留命”判决是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机关协调之后的结果,法官在当时环境下必须执行命令,并通过审判程序将政法委已定下的结果“合法化”。(3)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地村民普遍认为赵作海是凶手,强烈要求对赵作海判处死刑,这给办案机关造成了巨大压力,对案件处理产生了重大影响。[6]
二、后果分析: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的负面效应
(一)损害审判独立
法官办案责任的不当追究,使得法官自由意志受到干扰,内心不得安宁,精神上难以保持超脱和中立。案件处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后的结果,对不明、难以预测的后果感到畏惧,战战兢兢,不敢独立裁判。其恶劣影响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转嫁审判风险。对于涉及敏感因素、舆论关注的案件,法官们非常愿意将案件提交至审判委员会讨论,以图通过集体决议规避或分担审判案件带来的责任。二是虚置正当程序。为规避审判压力,法官在作出判决前更想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上级法院甚至社会媒体那里寻求裁判的倾向性意见,并在判决作出后极力进行公关,以弱化监督制约所带来的阻力。三是法律适用的效果不佳。法官进行裁决的活动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对于法官而言,他所面临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应也不能给予法官过多限制,以免法官无法正当行使其权力,毕竟法律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规则,它是一种将规则适用于不同情况的辩证的过程。[7]对法官进行过多限制,其后果是法官无法理性地行使审判权,进而造成法律适用效果不佳。
(二)加剧法官流失
法官流失现象日益突显,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物质待遇偏少、晋升缓慢等,但法官工作压力过大无疑是重要原因。法官办案责任的不当追究,加大了法官办案压力,促使法官们作出两方面选择:一方面是一线审判人员不愿意继续留在业务部门,设法调至从事非审判业务工作的综合部门。例如,佛山中院于2014年进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其改革方案是给予审判长高薪,但又规定审判长须对错案承担责任,其结果是,部分法官害怕担责,放弃参加审判长竞选。[8]另一方面是本着自身利益需求,辞职离开法院。司法体制内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法官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年轻司法官员若有更好的出路,会果断地寻找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9]
三、成因反思: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的主要原因
    (一)办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
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现在《刑法》《法官法》《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规定中,其内容详见表二。
表二: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主要内容

责任形式
法律规范
责任认定
追责程序
责任方式
免责
事由
 
刑事责任
刑法第397、398、399条、第401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等
由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起诉,再移送法院审判。
有期徒刑或拘役
未规定
 
 
纪律惩戒责任
 
 
 
秦皇岛海港区法院创制,吉林、浙江等法院出台了错案追究制办法
错案责任:以裁判结果正确与否作为追究法官司法责任的标准。
各地法院规定不一,有的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认定,有由上级法院认定。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未规定
《法官法》《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违法审判责任: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过失违反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法院监察部门负责收集线索,进行责任认定、给予处分。
认识偏差导致的裁判错误
 
 
审判绩效责任
北京、湖南等地方法院制定的案件质量评查规则。如,浙江省高院《案件质量评查办法(试行)》
对各类案件的程序、实体及法律文书的质量进行检查和评定。经评查为查错案件的,根据差错程度,追究审判人员的差错责任。
一般差错责任由案件评查部门认定,重大差错责任,由评查领导小组认定,必要时,提交审委会讨论。
将评查结果作为考奖惩、晋职的依据;批评教育,扣发奖金等。
 
 
未规定
损失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17、31、38条规定
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由法院内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认定。
赔偿全部或部分费用。
未规定

综观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制的既有规定,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责任形式繁密。法官办案责任的责任形式既包括刑事责任、纪律惩戒责任、审判绩效责任,还有损失赔偿责任。责任认定的标准从行为违法到裁判结果错误,从主观过错到客观行为,从案件质量差错到案件质量瑕疵,几乎穷尽了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行为及结果,对法官履职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给法官戴上多重“金箍”。
2.责任标准不明。错案责任、审判绩效责任以结果为导向,前者以裁判结果有误作为追责事由,但何谓裁判结果错误,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后者从案件质量上评判法官履职尽责程度,然而,如何评判案件质量,仍缺乏明确标准。纪律惩戒责任、刑事责任从主观、客观行为两方面判断法官履职行为正当性,又以出现严重后果作为判断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造成名义上是以违法行为作为追责事由,实际上是结果归责。这种重结果、轻行为的责任认定标准,引致实践中武断地追究两类案件办案法官的责任:一是重点评查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根据评查结果认定错案或瑕疵案件,追究法官的错案责任或审判绩效责任。二是只要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一律追究法官的纪律惩戒和损失赔偿责任,如被认定为刑事冤错案,还有可能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
3.追责程序行政化。除刑事责任外,其余的责任形式均由法院内部自行启动,由法院监察部门或案件管理部门进行调查、责任认定。但是,在整个程序过程中没有被追责者参与,亦缺乏相关的救济措施,具有明显行政化特点。程序公正才能实体公正,当事人亲历、能自由发言、可对处理结果获得救济手段当是公正程序的构成要件,缺乏前述任一要素,程序就不具有公正价值。法官责任追究程序亦如此,惟有被追责法官参与,充分听取申辩理由,追责主体才能作出公正的处理结果。否则,无法限制追责主体的肆意而为。
4.缺乏豁免事由与救济途径。综观整个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制度内容,除因“认识偏差”导致的裁判错误,不受纪律惩戒责任之外,其余责任形式均没有明确反向性的豁免事由。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即使免除了错案的纪律惩戒责任,亦有可能遭受审判绩效责任、损失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除刑事责任外,其他责任形式均没有规定救济途径,倘若法官被认定追究责任,即便不服处理结果或处理结果错误,也无处“鸣冤”。
(三)社会舆论的助推作用
对于冤错案件,社会舆论在为当事人洗涮冤屈“呐喊助威”之余,强烈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办案人员。法院只得严肃纪律,严肃追究办案法官责任,以回应汹涌的舆论。
2010年至2012年,河南相继发生“赵作海案”“时建锋天价逃费案”“吕天喜抢劫案”“眼花法官案”,这些错案备受舆论关注,促使河南法院于2012年3月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至2012年7月,河南法院共追究错案责任10人。为此,舆论给予河南法院好评,在当年民意测评中,河南法院工作群众满意度由5年前的84.5%提高到93.59%。[10]我们不敢妄自评判河南法院当年对10名法官追究错案责任的适当程度,“眼花法官”有明显枉法情节,追究其办案责任,并无不当。但如前所述,鉴于司法体制原因,“赵作海案”法官受追责至少存在些许问题。必须看到的是,在言词激烈的舆论当中,法院极易陷入舆论的漩涡,对不应当追责的法官追究了办案责任。
(四)法院内、外监督机制失调
现阶段,对法官职权行为的监督,形成了法院内监督体系与法院外监督体系。法院内监督体系表现为法院内部的监察制度,监督结果包括追究违法、违纪的法官的纪律惩戒责任、审判绩效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法院外监督的主体是权力机关、检察机关还有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结果包括:依照监督程序要求法院处分办案法官,或进行刑事立案调查,追究办案法官的刑事责任。
法院外监督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对法官的职权行为进行监督。监督主体在监督法官时,考虑更多的是维稳、政治因素和部门利益。[11]检察机关既是监督机关,又是公诉机关,可不受制约地对法官履职行为进行刑事侦查立案、起诉。当检察机关以法官职权以外的因素启动追责程序时,追究法官刑事责任就会变得非常随意。前文所述的莫兆军等7位法官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证。马瑞芝无罪宣判后,一些法官提出:“如果法律监督机关处在无监督的地位,那么这个无监管的检察机关作恶起来是非常可怕的。”[12]
四、对策建议:预防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的路径选择
(一)           国外法官惩戒制度的启示
为规范法官行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设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官惩戒机制,学习与借鉴其特色,对预防我国法官办案责任不当追究大有裨益。
表三:德国、日本、美国法官惩戒制度比较

 
德国法官惩戒制度
惩戒事由
惩戒组织
责任形式
惩戒程序
豁免与救济
受贿、非法取证、罔顾事实对无辜者判刑或重大过失导致无辜者被判刑。
纪律法院(州一级设立);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官免职处理)
训斥、谴责、警告、罚款、降薪、降职、罢免
非免职处分:纪律法院审理:法定人员调查指控;开庭审理;出示证据;合议决定。
免职处分:弹劾程序,下议院向宪法法院提出弹劾法官控告
不重复启动弹劾与惩戒程序,弹劾程序优先,对于惩戒结果,法官有上诉权。
 
日本法官惩戒制度
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懈怠履职行为;与法官品行不符的行为;有损法官威信行为
最高法院(审理惩戒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的案件);高等法院(审理惩戒地方法院和简易法院法官的案件)
警告、罚款、减薪、罢免
情节不严重的应由各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对法官实施警告、罚款或减薪;情节严重的,法官弹劾起诉委员会负责对法官弹劾起诉
严重失职、渎职以外的正当履职行为不受惩戒
美国法官惩戒制度
有偏见的行为
法官惩戒委员会(上诉法官与初审法官组成)
视情节给予不同处分;情节严重的启动弹劾程序免职
一般违法:初查,其后进行听证,最后予以处分;严重违法:由众议院授权法官惩戒委员会调查有关弹劾事项
法官不因判决或程序裁决的实质性错误受惩戒。

通过考察上述国家法官惩戒制度可知:(1)对法官进行惩戒是因为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了有损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违法故意或重大过失。(2)惩戒组织均不是法官所在的法院,而是上级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或法院外的其他组织。(3)惩戒形式具有阶梯性,根据情节给予警告、减薪、降级、免职处分。(4)惩戒程序分为一般行为惩戒程序与免职弹劾程序,两者均进行了调查、听证、决定的诉讼化构造。(5)重视豁免与救济,严格区分正常履职与失职、渎职行为,对于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实体错误予以责任豁免。
   (二)完善办案责任追究制
1.厘清责任主体。“由裁判者负责”的前提是“让审理者裁判”,欲避免办案责任追究不当的发生,首先应当确保法官具有自主、独立的裁判权。为此,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已作了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如果能全面落实,应当能够保障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并最大限度遏制领导干部和权力部门对法官办案的干预。
2.明确追责事由。错案、案件质量差错判定的标准模糊,故应当摒弃“结果化”的追责事由,转移到对法官行为的监控,以法官在工作中的不正当行为来认定法官的办案责任。事实上,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以法官行为作为办案责任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在200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明确设定了处分法官的具体行为。该处分条例第29条至第54条,将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分为违反规定立案、调查取证、合议、财产保全、会见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执行措施、拖延办案等近40种违法行为和不作为。这些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基本涵盖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所有不正当行为,可以直接作为追究法官办案责任的事由。
3.精简责任形式。将目前刑事责任、纪律惩戒责任、审判绩效责任、损失赔偿责任减少为刑事责任与纪律惩戒责任。其理由有两方面:(1)审判绩效责任以案件质量结果为导向,标准不明,难以认定,如果是因为法官履职行为不当致使出现案件质量差错,可以追究法官的纪律惩戒责任,无必要另行增加审判绩效责任。(2)法官办案是职务行为,法官个人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追究其纪律惩戒责任或刑事责任,就足以惩戒其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或犯罪行为。
4.建立责任豁免制度。法官享有职责豁免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对于法官来说,下列情形应属于免责事项:(1)虽有不当行为,但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2)审判过程中的言行、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和说理,即便存在不当,不应受到追究;(3)有客观原因,在特定历史环境、政治背景下,法官基于环境和体制压力所作出的司法行为,即使事后认定为违法,也不应受到追责;(4)案件裁判结果错误,但没有司法腐败行为,没有违法违纪行为,遵循司法规律,按照法律逻辑办理案件;(5)案件审理与裁判受到不当干预,法官能举出受干预的书面材料,办案责任由干预者承担。
5.由法官惩戒委员会追责。已设立的上海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的成员,既有专门委员,也有专家库成员,其中专门委员由政法单位、组织部、公务员局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专家委员由资深法学专家、律师等组成。由此不难发现,法官惩戒委员会相对于现行追责主体,具有高级别、专业性强的特点。其积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过去各级法院的追责权,统一收归上来,追责变得中立、谨慎;二是由专业组织进行追责,能对法官履职行为进行准确鉴别,责任认定更加公正。
6.健全追责程序。(1)立案。一是移送立案。涉案法官所在的法院及上一级法院对法官履职行为监察时,发现法官有不正当行为,将案件线索移送至法官惩戒委员会,提请惩戒委员会立案调查。二是受理立案。有关组织和个人向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法官履职不当的举报或检举,惩戒委员会经审查后,认为符合追责条件的予以立案。(2)调查。由法官惩戒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组,采取调取卷宗、询问有关当事人的方式进行调查。(3)申辩。调查过程中,涉案法官具有陈述案件由来、办案过程权利,有权提供证据材料,陈述申辩意见。(4)处理。调查组汇总调查情况,并经评议后,作出对涉案法官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应送达至涉案法官及所在法院。(5)救济。涉案法官在收到调查报告之日起若干日之内,不服处理决定的,有权向惩戒委员会申请复议。惩戒委员会应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
   (三)建立舆论公关机制
其一,建立对当事人的安抚机制。冤错案一旦被发现,当事人往往情绪激烈,对办案法官产生抱怨心里。为此,办案责任追究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当立即组织人员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具体方式为致歉、启动启国家赔偿程序、先行垫付需要的赔偿金,等等。
其二,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追责程序进展、处理结果及时通报给社会媒体,及时解答媒体提出的疑问,以回应舆论的关注,消除社会媒体及公众对案件、法官履职行为不客观的评价等。
其三,建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网络舆论具有产生迅速、发展难控之特点。针对有关法官办理冤错案件与追究法官责任的网络舆论,首先要摈弃“堵”和“捂”的思想,而是及早介入,根据情况作出回应。具体而言,法院应当建立“网络舆论解答员”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澄清事实真相,纠正舆论的错误导向。
(四)理顺内、外监督机制的关系
法院外监督机制有其自有的运作规律,在目前形势下,要减少检察机关、党纪律检查委员对法官的不当监督,需要正确定位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功能。惩戒法官的目的在于促使法官依法履职,只有澄清对法官不实的投诉、举报,才能确保惩戒的合理、正当性,因此,保护法官,把监督法官依法履职与维护法官权益相结合,推动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信任,也是惩戒委员会应有的功能。为了消减现有监督机制的负面效果,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理清法官惩戒委员会与其他机关的职能关系:
其一,除刑事责任外,惩戒委员会是唯一的追责主体,其他监督机关无权追究法官的办案责任。如果发现法官在履职过程中有不正当行为,其他监督机关可以向惩戒委员会提供线索,要求对法官进行立案、调查。
其二,听取惩戒委员会意见是追究法官刑事责任的必要环节。检察机关集监督与公诉职能于一身,认为法官办案行为涉嫌犯罪时,可径行立案调查。但如前文所述,检察机关调查此类案件时,存在考虑案件以外的维稳、政治因素情形,进而发生追责不当。因此,追究法官刑事责任时,应当先由法官委员会进行调查,认为存在渎职行为,移交检察机关处理,认为没有问题的,应该保护法官的身份与权益。
结 语
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而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防止法官办案责任的不当追究,避免出现法官不敢独立裁判、法官流失等不良后果,更为正确的方向不是关注审判错误的结果,而是强化对法官办案行为的监控。程序正义乃看得见的正义,法官办案责任的追究程序本身也应当具备正当性、合理性,这就要求追责主体应该是中立的第三方,责任的认定不能受到舆论、其他监督机关的干扰和影响。如此,追责结果才是正当的,才能得到人们广泛的接受。


[1] 案件基本情况来源于:李蒙:《谁来保护法官?》系列报道,载《民主与法制》杂志2015年第8期、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秦刑终字第84号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2011)舞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书。
[2] 因学者关注,洛阳中院没有将撤销李慧娟职务的处理结果呈报当地人大审批,该处分结果实际上没有执行。但已启动了责任追究程序,其不良后果确是深远的,属于本文所探讨的“程序意义上的不当追究”的情形。
[3] 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12252/1102665.html,2015年6月1日访问。
[4] 殷泓、王逸吟:《专家谈彭宇案迟来真相:媒体不应过度介入司法》,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n/fz/2012/01-17/3609310.shtml,2015年6月1日访问。
[5] 温如军:《司法专家:领导“打招呼”插手案件记录应追责》,载《法制晚报》2014年11月27日03版。
[6] 陈永生:《冤案的成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作为样本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
[7] 周汉华:《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思路》,载信春鹰等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8] 黄晓晴:《佛山中院规定审判长错案担责部分人放弃竞选》,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1-17/5751126.shtml,2015年6月5日访问。
[9] 张建伟:《年轻司法官员为何人心浮动》,载胡舒立主编:《法治维新》2015年3月版,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10] 双瑞、黎华玲、李亚楠:《严防冤假错案中国法院强化法官责任追究制》,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7/09/c_116466820.htm,2015年6月6日访问。
[11] 叶竹盛:《怎样惩戒法官》,载《南风窗》2015年第8期。
[12] 叶竹盛:《怎样惩戒法官》,载《南风窗》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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