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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诉非诉:法官视野中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检视及完善
【发布时间:2017-04-25 09:38:12】 【稿件来源:天河法院】 【作者:陈俊雅】 【关闭】

 

引言
据统计,我国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数超过1600 万,其中只有20%的患者能够得到住院治疗,另外1300 万人流散在社会中。[1]大量精神病人无法接受治疗而流落社会,导致近年不断出现“武疯子”暴力恶性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隐患。一直以来,行政性强制医疗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以社会公益保障和效率优先,然而随着“被精神病”现象的多发[2],其弊端也日益显露。201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新增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历史性地首次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司法化轨道,开启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双轨模式”,打破以往行政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的一大亮点,对于法治建设的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行政性强制医疗程序的最大之处,是其类诉讼化,然而其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似诉非诉”成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呈现的一种独特形态。该特殊形态给习惯在诉讼程序中居中裁判的法官多多少少带来一些不适应症[3],而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过于原则、细化不足,也给法官的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惑。为此,有必要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一番检视,明确程序定位,完善法律规定,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和保障精神病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更好地兼顾公正与效率。
一、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现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陆续出现刑事强制医疗案例,笔者以所在的南方某省省会城市G市为样本,考察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和运行现状。
(一)案件数量
2012年以来,该市8个基层法院和1个中级法院共受理强制医疗案件43件43人。从案件组成看,其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28件28人,解除强制医疗案件5件5人,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案件10件10人,尚未有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而依职权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案件。审理强制医疗占了全部强制医疗案件总数的65%,属于该类案件的主要组成。
(二)审查形式
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案件不同程序的审理形式各不相同,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一致。
1、审理强制医疗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九条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当前G市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全部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派检察员出庭,审理阶段包括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有举证、质证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与公诉案件的一审程序近似,诉讼化程度较高。
2、解除强制医疗
解除强制医疗是否开庭,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采取开庭审理,也有采取书面审查。G市解除强制医疗案件中,合议庭开庭审理的有2件2人,占全部解除案件的40%,检察员、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庭审。合议庭书面审查的有3件3人,占全部解除案件的60%。由于存在不统一的做法,解除程序的诉讼化程度不及普通公诉案件,也不及审理强制医疗程序。
3、复议强制医疗
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强制医疗的复议程序是否开庭作出明确规定。目前,G市有强制医疗复议案件10件10人,全部采用书面审查形式,2014年6月该市法院首次对其中一件被害人提起的复议申请召开听证会,被害人家属的代理人、精神病专家、被申请人的代理人、检察员、人大代表出席听证[4]。可见,当前复议程序的诉讼化程度较低。上述三类程序的审查形式比对可见表一。
表一:G市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审查形式现状

案件程序
审理强制医疗
解除强制医疗
复议强制医疗
审查形式
开庭审理
开庭审理,或书面审查
书面审查
出庭情况
检察员、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出庭
做法不一致
不出庭(或参加听证会)
诉讼化程度
较高
程度不一
较低

(三)参与人出庭情况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主要参与人包括:检察员、被申请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被害人。在开庭审理的程序中,上述人员的出庭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1、被申请人出庭率低
被申请人作为强制医疗程序的主体,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中,参加庭审的有7件7人,仅占案件总数的25%。被申请人出庭率低,原因有三:第一是被申请人多处于发病期,其行为能力有限,言语表达能力受阻,受审能力不足;第二是发病期的被申请人有实施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出庭受审必须考虑押解和庭审的安全性风险;第三,也是最主要原因,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其是否出庭没有明确规定,而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条规定:“被申请人要求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因此,被申请人原则上不出庭,其出庭是要经过法院审查准许。经调查,法官一般在庭前会见被申请人,观察其精神状况、言行表现,听取其出庭意愿,同时还要综合治疗机构的意见,判断被申请人是否具有出庭受审的能力。
2、法定代理人时有缺位
司法实践中,不少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缺位。上述审理强制医疗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出庭的有17件17人,占全部案件的61%。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被申请人身份不明,无法寻找法定代理人;有的因为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5];还有的因为法定代理人不愿意到庭[6]。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出庭,确实有现实中的无奈,但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申请人的庭审申辩能力,反映出精神病人的弱势地位。
3、被害人方和鉴定人未有出庭
目前考察的强制医疗案件中,无一被害人、被害人家属或者委托代理人、鉴定人出庭。各方程序参与人的出庭比例比对见图一:
图一::G市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参与人的出庭比例
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似诉非诉”的形态特点
综观当前司法实践现状,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呈现出“似诉非诉”的形态特点。
(一)似诉形态
即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诉讼化的表面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决定主体是法院。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公诉机关提起的申请进行实体审查,主导强制医疗程序的推进,并最终作出被申请人是否入院治疗的实体处理决定。
2、审理方式是开庭。审理强制医疗程序被设计为以各方当事人参与和合议庭审理为特征的准司法程序,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九条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可见,审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是以开庭方式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在解除强制医疗案件中,也有部分法院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从审理程序来看,立法上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包括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各方当事人可以质证和发表意见。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 可见,审理申请强制医疗案件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比较高。
(二)非诉形态
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虽然具备了表面的诉讼形态,但是在一些程序和具体问题处理上存在偏离诉讼化的做法,仍保留行政程序色彩:
1、控审一体化。指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强制医疗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该条意味着在人民检察院未向法院提起刑事强制医疗申请而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进行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便有权对被告人直接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法院自提自审自决,违背了法院的诉讼中立性和裁决被动性,跟诉讼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
2、被申请人出庭权受限。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被申请人的出庭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条规定:“被申请人要求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由此可知,被申请人并不当然享有出庭权,其出庭需要经过法庭准许。这显然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一样,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出庭权、质证权和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不可剥夺,并且无可代替,刑事被告人不可缺席审判。诚然,被申请人病发时不具备受审能力,然而有无能力与有无权利是两回事,被申请人出庭权受限,其权利保护不及普通被告人。
3、解除程序诉讼化程度低。新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的解除是否开庭审理没有详尽的规定。前述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采取开庭审理方式,有的法院采用书面审查,并没有统一的做法。然而,解除强制医疗不仅决定强制医疗都涉及被申请人的人身权利,其也将影响到社会的安全问题,从地位和作用上讲应该和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是相当的,而且对于某些严重暴力行为的被强制医疗人来说,其解除程序应当更为严格,然而目前解除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显然低于审理程序,存在“重强制、轻解除”倾向。
4、申请复议是行政救济途径。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是一项救济程序。“复议”是行政法用语,一般用于对当事人权益影响不大的实体性或者程序性争议。此外,复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全部采取书面审查,不设质证辩论等环节,其诉讼化程度也低于诉讼程序。
三、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似诉非诉”的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为程序正当性提供了依据,彰显了对精神病人的权利保障。然而,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似诉非诉”,诉讼化的形式多于实质内容,未能真正形成各方相互制衡、对抗充分的诉讼化架构,不仅在程序正当性方面还存在一定欠缺,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也存在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院依职权决定的程序正当性不足
程序的正当性,决定通过该程序所产生的裁判能否被人所承认和接受,在于该程序是否具有合法性,否则将有损司法的公信力。[7]程序正当性根源于自然正义的法律思想,首当其冲的要义就是——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反映强制医疗的申请权与决定权未完全分离,法院主动发现强制医疗的情形,主动追求强制医疗的结果,并最终由法院自行决定,违反了裁判者的客观、中立原则,未有杜绝强制医疗被滥用之可能,因此也就存在程序正当性不足之虞。
(二)被申请人权利保障未充分
1、被申请人与公诉机关对抗不足。如前所述,被申请人出庭率低,加上法定代理人难找等因素,被申请人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处于事实上弱势地位。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未能对被申请人的出庭权、辩护权给予充分的保障,被申请人出庭需要经过法院准许,若法院不同意其出庭申请,则被申请人不能出庭。被申请人不出庭,一方面给法官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对被申请人危险性的判断带来困难,没有直接言词,法官作出判断高度依赖于审前形成的书面材料,使得审判流程形式化;另一方面,被申请人的出庭权无法得到保障,辩护权无形中受到剥夺,被申请人无法就关系自身的重大权利当庭陈述自己的意见,直接限制了被申请人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的对抗和权力制衡,无法形成对审的构造(图二)。
法官(不完全居中)
             对抗不足
被申请人(缺席)                   检察员
图二: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呈非等腰三角形架构
2、被申请人对鉴定结论质证不足
主要体现在鉴定人未强制出庭。精神病鉴定结论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起关键作用,直接决定着是否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是否对被告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精神病鉴定结论是司法审查的核心,如果允许鉴定人不出席法庭,庭审也就成了走过场。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鉴定结论一般只是当庭予以宣读,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不能在法庭上询问鉴定人,对鉴定结论有疑问不能当庭质证,势必影响对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的准确认定,同时也不利于保障被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三)被害人参与程度低
综观整个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程度低。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被害人享有对于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申请权,是否出庭以及发表意见则没有规定,可见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度十分有限。实际上,被害人对于强制医疗有着重要利害关系。首先,被害人是受到被申请人侵害的对象,被申请人一旦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则无须受到刑罚追究,因此被害人理应有权对精神病鉴定发表意见,行使控诉的权利,防止某些犯罪分子企图通过强制医疗逃脱刑罚制裁;再有,被害人是被申请人实施伤害行为的亲历者,对于查明被申请人的伤害事实以及人身危险性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还有,从诉讼对弈的角度看,被害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迫切希望被申请人受到刑罚处罚,被害人参与程序有利于形成对抗性的诉讼结构,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四)强制入院与解除回归失衡
新刑事诉讼法对审查强制医疗程序规定较多,而解除程序则过于原则。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即法院书面审查评估意见即可作出解除决定或者继续强制医疗的决定,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是否出庭,是否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定期评估的周期是多少等,均没有做出规定,更缺乏对医疗机构作出的评估意见的质证环节。审查强制医疗程序诉讼化程度高,而解除程序则呈现扁平化、对抗性不足、行政色彩浓重等特点,其诉讼化程度显然与审查程序不匹配。这种“重强制入院、轻解除回归”的倾向,不利于查明被强制医疗人的治疗成效以及是否还具有人身危险性,以保护社会公益安全,也不利于被强制医疗人的及时回归和人权保障。
(五)复议救济力度薄弱
如前所述,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是一项非诉讼化的救济方式,有其快捷、便利的优点。然而,由于无须开庭审理,法院无须当面听取公诉机关、被申请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各方意见,缺乏直接接触,实际上推翻强制医疗决定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亦是如此。因此,这项程序就容易流于形式化,难以起到有力的救济作用。
四、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似诉非诉”的完善
程序是承载价值实现的通道,设计优良的程序才能保障价值的充分良好实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项特别程序,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的“善后程序”,为解决因精神障碍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人的处置问题提供一个出路,承担治疗和社会防卫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过程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也不等同于刑事诉讼程序,但由于关系精神病人的人身权利,其程序价值应当定位于法治化的人权保障,有必要通过将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通过搭建诉讼化的程序架构,提升其查证能力,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安全防卫和人权保障的平衡,兼顾公正与效率。因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恰是要从“似诉非诉”入手,强化审理程序的诉讼化架构,提高解除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改进复议程序,使其虽“非诉”但“似诉”,并最终得以依赖高度诉讼化的程序架构,实现人权保障。
(一)强化审理强制医疗程序诉讼化架构
强化审理程序的诉讼化架构,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形成一个各方充分参与、对抗充足、相互制衡的程序架构(图三)。
1、确保控审主体有效分离。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上面,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确保法院的居中裁判地位,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在审理被告人过程中发现被告人有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有权建议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是否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同时也应该赋予被害人程序启动的建议权,人民检察院应该在决定是否对行为人提出刑事强制医疗申请时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既是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关注,保护被害人权益,也能发挥以权利制衡权力的重要举措。[8]
2、强化各方参与
(1)赋予被申请人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关于是否赋予精神病人出庭权,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精神病人无受审能力,而且可能在庭上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和庭审效率,因此不适宜赋予精神病人出庭权。笔者认为,第一,精神病人与有无受审能力没有必然的关系,精神病人在不发病期也可以具备受审能力。第二,纵观其他国家关于强制医疗的规定,当事人普遍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如辩护权陈述权上诉权等,不会因为秩序效率或特殊主体的原因而受到轻视。如2003 年日本通过了医疗观察法,在检察官对地方法院提出申请法院通过审判裁判是否对其实施强制医疗的整个过程中,涉罪精神病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律师等享有辩护权申请鉴定权陈述权上诉权等。[9]又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刑事诉讼规则》第3.218条明确规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有出席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的出庭权上升到了正当程序的高度,在杰克逊诉印第安纳州(Jackson v.Indiana)案中,被告人在没有受审能力的情况下被法院命令强制医疗,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案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10]第三,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出庭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
笔者认为,立法上应当明确赋予被申请人有出庭权,至于被申请人是否能够出庭,出于受审能力和庭审安全的考虑,则应当根据被申请人的状况由法院分情况决定。比较适宜的做法是,法官在庭前会同精神医学专业人员会见所有的精神病人,而无论其是否提出出庭申请。通过会见,既可以确定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可以了解不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有利于案件的正确裁判。对于通过会见认为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保障其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出庭。而当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拒不到场时,为保障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进行,法院仍可“缺席审理”并作出决定,并由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参加庭审、发表意见。
(2)赋予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应当赋予被害人有选择是否出庭的权利,并且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被害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可以帮助法官综合判断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以及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等,而且只有参与了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被害人才能了解到各种相关信息,进而决定是否行使申请复议权。而且被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应当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申请鉴定人出庭说明。
(3)完善司法精神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在庭审中有必要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充分质证。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专业性特征十分明显,司法鉴定对是否强制医疗的结果也至关重要。因此,对鉴定意见的质证应当充分。依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只有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鉴定人才出庭作证。但是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应强制鉴定人出庭,对相关鉴定问题做出解释说明,同时还应为鉴定人出庭提供必要的条件,如证人保护、经济补偿等。同时,专家辅助人质证制度也应拓展到鉴定人出庭中,有助于诉讼主体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专业性的问题和质疑,也有利于提高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的责任意识。
 
 
 
 
                     法官(完全居中)
 
 
                      对抗充足
                                               
           检察员                 被申请人(出庭)    代理人
                           充分质证              
         制约                                      鉴定人
           被害人         证据(鉴定意见等)        出庭
                 发表意见                        专家辅助人
图三:各方充分参与、对抗充足、互相制衡的等腰三角形程序架构
(二)优化解除强制医疗程序
解除强制医疗,意味着被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其关系的不仅是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自由限制解除,还有社会安全。与审理强制医疗程序一样,解除强制医疗程序理应具有严格的程序,优化解除程序,其目的就是使强制医疗既不能是“易入难出”,也不该是“难入易出”。优化解除强制医疗程序,减少行政非诉色彩,在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之间取得平衡,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提高诉讼化程度。建议立法明确规定,解除强制医疗案件,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通过诉讼化的程序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一是参照审理强制医疗程序,设置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充分开展举证和质证,赋予各方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二是赋予被强制医疗人的出庭权,被强制医疗人直接出庭陈述意见,参与辩论,有利于法官直观审查被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状态和治疗效果;三是要求公诉机关派检察员出庭。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公益,作为原来的强制医疗申请人,理应出庭表达对解除强制的意见;四是赋予被害人参加权利,被害人与被强制医疗人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其出庭有利于与申请解除方形成良性对抗,也有利于矛盾化解;五是赋予鉴定人出庭义务,对于提高质证质量,准确认定被强制医疗人的治疗效果和人身危险性至关重要。
2、完善评估机制。作为解除程序的重要依据,诊断评估意见的作出与评估机制关系密切,为提高诊断评估的科学性,以及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及时康复回归社会,有必要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建立定期评估制度。为了防止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被强制医疗人被无限期地关押、收治在强制医疗机构内限制人身自由,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评估机构应当每隔六个月,对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经评估认为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危险性消失的,应当及时向法院提出解除意见。二是建立专门的强制医疗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治疗机构自治自评,不排除会受到自身主观意志的影响,比如收治压力、被强制医疗人及其家属的压力等等,建议设立专门的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由强制医疗机构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其他社会医疗机构的精神病学专家参加,体现评估鉴定程序和诊断评估报告意见的公正公平。三是建立评估意见异议和重新评估制度。被强制医疗人及其家属不服诊断评估报告意见,可以提出申请重新评估,强制医疗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另行组织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的其他鉴定人进行诊断评估。
(三)改进复议程序
关于是否将复议程序改造为二审程序,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强制医疗程序除了具有人身权利限制内容,其本质是一种治疗措施,应当考虑治疗的时效性和效率问题,而且审理强制医疗不是诉讼活动,区别于普通公诉案件,强制医疗决定的救济权与上诉权、抗诉权不能简单等同。然而,现行强制医疗复议程序,各方当事人的参与程度低,救济力度显然不如上诉权和抗诉权的行使,也难以保障被决定强制医疗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复议强制医疗程序加以改进,增强公诉机关、被申请人及代理人、被害人、家属及代理人、精神病专家等各方的参与度,赋予各方充分表达对抗的平台,便于法院直面考察各方意见,从而避免复议程序流于形式。当前G市法院采取的听证会形式,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值得借鉴和参考,为改进复议程序,强化人权保障,兼顾社会公正和效率,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思路。
 
结语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是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的一大亮点,它既实现了与国际通行规定接轨,也符合我国宪法和国情,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现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存在“似诉非诉”的形态,在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之间更重于前者,然而,新刑事诉讼法为保障人权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其积极作用不容忽略,期待在司法实践发展和法治观念的推动下,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似诉非诉”形态能够逐步向“非诉似诉”进化,以高度诉讼化的程序架构为人权保驾护航,立法更加臻于完善,发挥出强制医疗程序应有的功用。


[1]殷大奎:《 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全面推进新世纪精神卫生工作———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报告》,载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年第1期,第4到第8页。
[2]有关朱金红案,见http: / /baike. baidu. com/view/4302847. htm. 有关徐林东案,见http: / /news. xinhuanet. com/legal /2010 -04 /28 /c_1261287. htm. 有关彭保泉案,见http: / /news. xinhuanet. com/legal /2010 - 04 /28 /c_1260701. htm.转引自陈卫东,柴煜峰:《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载于《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4—136页。
[3] 新刑诉法实施以来,作者所在法院审理申请强制医疗案件9件,解除程序1件。据作者调查,经办人普遍反映办理此类案件有几点体会:一是审理对象为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与审理一般正常被告人不同,其往往言语表达不清,沟通有一定困难,而且其监护人难找;二是精神疾病的专业性强,人身危险性难判断,法官对鉴定意见和诊断说明的依赖性强;三是法律规定明晰不够,指导性不强,司法实践中往往感到拿不准;四是医疗机构和鉴定机构有负担心理,与审判机关配合不足,调查取证等工作开展不畅。
[4] 详见记者:杨晓梅,通讯员:庄惠婷、张卫勇,《广州首启强制医疗案复议听证》,载于《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8日头版。
[5]作者接触到的一个刑事强制医疗案例中,被申请人因为精神病发作,将家中的父母亲殴打致死,家中再没有任何亲属可担任法定代理人,受理法院指定其所在村合作社的社长担任指定代理人参加庭审。详见(2014)穗云法刑强医字第1号卢某某强制医疗案。
[6] 被申请人的家属明确向法院表示身在外地,而且没有能力对被申请人进行监管,拒绝出庭参加庭审。详建(2014)穗天法刑强医字第3号郑某某强制医疗案。
[7] 袁翠:《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载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98-104页。
[8] 张晓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成俗的诉讼化完善》,载于《求是学刊》2014年11月,第104—111页。
[9] [日]鹤见隆彦:《精神障碍者危险行为( 犯罪行为) 的预防对策———医疗观察制度下心神丧失者的处遇》,转引自王牧、张凌:《中日犯罪学之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63页。
[10] See Jackson v. Indiana, 406 U.S 715(1972),转引自张吉喜:《中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比较研究》,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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