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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审判知识流困局及破解
【发布时间:2017-02-16 08:37:50】 【稿件来源:】 【作者:邬耀广 王艳】 【关闭】

 

知识就是力量。
               ——[英]弗兰西斯·培根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中要求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目标是优化法官队伍,让优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队伍中。如何提高法官的专业司法能力,目前关注点有关于法官员额制、法院人员分类改革等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关于法官的技能训练、在职培训等具体方法的讨论。现代管理学之父鲁克曾认为:“21世纪的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组织内的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生产力[1]知识是一个组织中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的司法知识是法院中最有价值的智力资产,如何让法官的司法知识得到优化?如何才能将优秀的司法经验得以传承?该采用什么途径,将法官内心的价值知识得以传递,并内化于下一代法官意识之中,并且落实到未来的司法行动上?这是当下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应该聚焦的问题。
一、基层司法中的审判知识流概念
(一)基层司法中的审判知识构成
对于基层法官来说,因为所处的特定制度空间(初审法院)和特定时空位置(中国基层社会),他/她所需要的知识是正式性司法与非正式性司法的混合,呈现经验性、实用性、地方性、非普适性的特点,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复合型而不是单一型的,这是基层法官的职业所需和功能所求。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多且难易不均衡,且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并不断发展, 过去所不曾有的行业和法律主体不断出现, 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多,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面对日益膨胀和扩张的知识总量,基层法官的知识结构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按照知识的生成方式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据此,法官知识可划分为由审判中所必须的与司法相关的纯粹理性知识、司法实践理性知识和司法技艺三部分。在这三部分中,既包含了法的基本原理、逻辑学、法律制度、法律程序等显性知识,也包含了司法前见、事实裁剪、经验法则等隐性知识(如图1),这些知识都成为法官断案时思考的工具。
图1
(二)基层司法中的审判知识流
知识管理学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在于流动,组织的活动体现为一系列知识的流动过程,知识流是具有与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并列的组织价值流动,知识只有在流动中不断地被创造,才能不断增值,是组织中重要的财富源泉。加强对知识流的管理对发挥知识的价值及其增值,为组织塑造核心竞争力,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具有重要意义。[2]因此,本文尝试借用知识管理学中的“知识流小车”模型,对有益于法院知识流的因素进行初步的归类和解析。
图2
第一个知识流环:图中的实现是知识实体的转移过程,虚线是知识价值的转移过程,一对实线和虚线合起来表示一个知识交易的过程。在“知识流小车”的最上部,法院从诉讼当事人、社会公众、媒体、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大专院校等途径获取法院外部知识,这些外部知识通过法院内的各种知识获取途径内部化为法院内部知识,以“公共知识仓库”的形式存在。同时,法院也可以通过其内部和外部的知识发布渠道,将法院的知识发布出去,成为外部知识。这样,在司法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知识流环。
第二个知识流环:在“知识流小车”的中间,法官可以借助法院内部的组织学习培训或激励机制,将“公共知识仓库”中的一部分显性知识内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也可以由法官通过撰写学术论文、案例分析等形式,将个人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样在法官个人隐性知识和法院公共知识之间,就形成了第二个知识流环。
三个轮子:在“知识流小车”底部,是三个“轮子”,分别是法官知识运用、法官隐性知识共享、法官知识创新。正是这三个轮子持续不停地运转,才能让上述两个知识流环实现正常的新陈代谢,推动了整个法院知识流的良性流动。
二、基层司法中审判知识流的现状
从前文中可知,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基层法院需要在形成良性的知识流,才能提高司法能力,然而,在基层司法过程中,法官知识储备不足,知识处于封闭流状态,法官经验基层法院法官司法能力备受质疑,甚至有学者认为“基层法院法官素质偏低”[3]
(一)知识主体:经验流失和知识不足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是法官的流失。近年来,法院的收案数量逐年增加,在这种用人之际,然而却出现了法官提前“离岗潮”、“辞职潮”等现象,法院尤其基层法院的法官流失现象却一年甚是一年。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2010年1月至2015年7月共流失在编干部44人,其中退休12人(其中3人申请提前退休),调出25人,辞职6人。从流出人员职务来看,由于笔者所在法院近5年法官与书记员的人数保持在2:1左右的比例,因此法官的出走率要高于书记员。从年龄来看,45岁以下的法院主力军和生力军流失占比高达90%以上,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流失更成为“重灾区”。大量的审判知识和经验深藏于这些有经验的法官内心,随着法官的流失,造成了审判知识的浪费。
另一方面是法官的知识体系准备不足的压力。人才的养成与发展,是决定法院发展与提升的关键性问题。从“二五”改革纲要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重视法官的职业化建设。伴随着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近十多年来,法院的人员结构已由军转干为主转化为以有专业法学教育背景为主的法学院毕业生为主,而且这批人已逐渐成长成为法院的办案骨干[4],但是法院人才队伍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引进几个高学历人才这么简单。这个忧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法官的知识结构。这批法官中法学理论功底较强,但因法学属于文科的教育背景,所以目前大部分法官在知识结构上呈现了文科背景的单一性,而近几年网络侵权、破产、医疗等类型案件增多,要求所有的基层法官需掌握关于医学、经济学、计算机学方面的知识背景似乎不大现实,而且这种单一的法律知识结构其实隐含着一定危险性,即法官会以文义解释、逻辑推演的方法来解释任何问题,而不是从问题所属的学科出发,从而走向法律形式主义,容易偏离实质正义的轨道;第二,法官的经验储备。从我国法学院的培养人才方式开始,对法学院学生培养注重理论知识,较少进行法律技能的培养,有学者预测法官缺乏司法实务经验以及政策水平的问题在中国未来20年内甚至会更为突出一些,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要普及到全国各地,恐怕至少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以城市为标准的法律到了一些偏远的地区会很难运作;因此一个法学院毕业生哪怕是学习考试成绩再好,恐怕也很难给“秋菊”之类的当事人一些满意的说法[5];第三,法官的继续学习动力。面对繁重的的审判任务,法官希望尽快结束案件, 以便多办案或多一切闲暇[6]。但实际情况是法官的工作量大[7],且面对大部分的是琐碎的、类型极为相似的案件,对于法官来说, 很容易造成一种单调重复的感觉,如此对于擅长经验而非理性处理案件的法官们,在繁重的审判任务的重压下,还能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对抽象的理性法则进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在对能够解决个案的具体法条予以高度重视的过程中,对法条背后所隐含的立法原意和法律精神还能够有多大的关注度?在笔者对所在法院的法官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大多数法官表示出精力不足以应对继续学习的担忧。
(二)知识流动:内外知识环流不畅通
首先,法官群体之间、法院与法院之间的知识不流动。不同层级的法官所需的知识结构不同,不同地区法官遇到的问题不一致,但目前各地法院之间缺少案例的共享机制,所以往往出现的情形是在本地区可能是首例或首宗,但在其他地区却可能已经有成熟的做法。对于身处知识孤岛的法官来说,在遇到新情况、新案情时,除了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逻辑推理之外,法官们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查找相应的资料、相似案情的判例以帮助自己做出裁判,甚至可能有时需要向上请示或审批,或者一些非正式的向上请示汇报,这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一些复杂的案件当中,可能需要多方的配合)。
其次,司法知识呈现由上往下的单向环流。从法系传统角度看,我国现行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吸收了日本、德国、法国、前苏联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形式,偏向于重视法典或成文法律这种理性的智慧,法官的知识和技能理解为“是或仅仅是一种知识灌输的结果[8],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法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苏力语),实践智慧长期被忽视。由于对法典的迷信,加上法官没有时间加以总结,司法人员的经验与智慧在无意当中被忽视了,许多优秀法官在规则与无规则之间所寻求的智慧都被理论的一般性所掩盖了目前对法官审判经验的流传途径主要是学术论文、案例上报、各法院关于审理某类型的案件调研报告等形式,虽然一些法院对司法经验进行有益的总结和探索[9],但对审判经验的流转而言,仍然处于由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往上逐级报送,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单向输送的半封闭状态,有论者认为最高院实际上垄断了司法知识的生产[10]
第三,缺少与理论界的交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与法学家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法学家通过培训法官等途径获得了居于其上的知识支配地位和优越感,法学家与法官缺少一种制度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沟通途径[11]。虽然法学家不能直接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但是在知识来源上,法学家深刻影响着我国法官的知识结构,目前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做法中隐含着大量的司法技术、司法经验,但这些知识缺乏用学术的话语或一般性的理论语言予以表达,法官的司法经验与法学理论界之间形成了知识鸿沟。
(三)知识流动单元:审判实务分工造成的知识距离
为了应对增长的案件量,很多法院的审判单元已由以往的“审判员+书记员”的组成方式转为“审判员+法官助理+法庭速录员”的组成方式,因案多人少,有些法院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审判员+法庭速录员[12]”或“审判员+法官助理[13]”的作为审判单元。以上四种办案单元是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当中比较常见的模式。然而,这种分工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审判人员之间在接触空间、社会空间中产生知识距离[14],法官的隐性知识没有得到有效传递和继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分工错位导致知识产生空间距离。为促进法院工作的全面发展,全国法院系统在推进人员分类改革,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与法官有密切交流的是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按照理想的设置,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履行审查诉讼材料、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协助法官进行调解、校对和送达法律文书等职责,并且承担法官搅拌的其他工作,书记员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负责整理、装订、归档卷宗材料以及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但实践中,有的法官对助理大包大揽,有的法官对助理随意使唤,有的助理随意使唤书记员,作为隐性知识传播与接收知识两端的法官、书记员、法官助理、速录员,随着司法事务的分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由原来的紧密逐渐变到一定程度的松散,相互知识交流的机会被各自分工割裂了。
第二,定位模糊导致知识产生社会距离。知识传递的有效性取决于知识发送方和知识接收方的两方意愿,实践中情况如何?笔者对所在基层法院的83名法院工作人员[15]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问题一:现在的办案模式是否有利于法官知识传承?
图3
问题二:您认为不利于法官知识传承的因素有哪些?

人数
主要观点
47
法官办案的是个人经验为主,个人经验很难传授给他人
21
法院系统的讲座较少参加,有时某些专家意见比较偏颇,感觉对自己办案没有用处
69
现在很多书记员、法官助理都是合同工,很多人把法院工作当作跳板,不利于法院知识传承的连贯性
64
现在法院分工很细,法官助理没有接触庭审,从事的都是事务性工作,没有接触到审判核心事务,不利于审判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因司法事务的日益增多,审判辅助人员流动性大,有些法官传授隐性知识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隐性知识接受者接受情绪则普遍相对高涨;第二,从隐性知识传递的方式来看,目前对于法官隐性知识传递的媒介主要在于法官们的口口相传与书面案例、理论文章,虽然是最有效、直接的方式,但局限于时间、空间、法官个人素质的因素,传递的效率与效果不佳;第三,在隐性知识传递的过程中,受心理畏惧、职业倦怠、组织文化等影响,隐性知识传递在办案单元内部没有形成一种相互信任、合作与深度汇谈的良好氛围。
从以上分析整理审判知识流无法形成良性流动的现象,分析影响主要因素包括:1.法官隐性知识不易表达。基层法官知识的最大特点是其司法知识缄默及复杂性,在基层社会中的法官经常要面对一些独特的、专业性的、不确定的和涉及价值冲突的案件,要胜任审判工作,法官的个人素质、经验很重要,而这种个人经验很难有效传递。2.审判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信任水平有差距。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现在的审判组织成员构造较为复杂,有合同工、正式工之分,又有法官助理、书记员之分,这突破了“法官+书记员”紧密的人身关系,这样在成员之间缺少相应的信任度,知识流通不畅。3.管理者忽视知识流通环境。在法官日常工作过程中,缺少知识交流的机会,即使有也局限于庭内业务交流会,而缺少与其他法院的共同探讨,这影响了法官知识向外发展的可能性。
三、基层司法中审判知识流良性循环的进路
基层司法中审判知识流没有形成良性的循环,法官的知识既没有得到优化,也没有得到有效传递,法官知识处于知识孤岛之中,因此需寻找影响知识流动的环节点,打通阻碍知识流动的环节,让审判知识产生新的知识增值。知识管理学认为,影响知识价值实现影响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群体激励,学习文化,组织距离,知识差距,信任水平(如图4)故借助知识管理学领域的概念,以提高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为目标,尝试具体提出审判知识流动的进路。
图4
(一)内化于心:树立学习文化氛围和法理思维的知识传承
1.建立共同信仰的法院文化。核心能力论提出,核心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集体的学习,来源于经验与价值观之传递。法院文化是以法官及法院其他成员在特定时期所共同的观念、行动,以及相应存在于法院物质发展中对社会进程所产生的精神动力,通过队伍成员对“文化”的共同认同,强调队伍成员自主意识和主动性,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等来达到自控和自律,把法院文化融入到日常管理中,成为司法实践价值观念,完成目标、任务的重要保证。
2. 建立法理思维的传承。“最有可能成为有创造力并象领导者一样起作用的并不是那些带着大量详尽信息进入生活的人,而是那些有足够的理论知识、能够做出批判性判断和具有迅速适应新的形势和解决在现代世界中不断发生的问题的各种学科知识的人”[16]所以法官要自如地应对日益暴增的知识,就必须掌握吸收和思考规范知识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在法学领域中就是法理学,有了法理思维,法官才能应付知识变化速度的需求。同时要与法学理论界形成良性的知识互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与法学家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法学家通过培训法官等途径获得了居于其上的知识支配地位和优越感,法学家与法官缺少一种制度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沟通途径[17]。虽然法学家不能直接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但是在知识来源上,法学家深刻影响着我国法官的知识结构,因此法官的司法经验与法学理论界之间形成知识循环极为必要。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做法中隐含着大量的司法技术、司法经验,这些知识要善于用学术的话语一般性的理论语言予以表达, 使之成为一种可以为更多法律人和法学人所分享的系统知识,形成由内到外的良性流向。
(二)固化于制:建立法官培训制度和知识激励淘汰机制
1.法官培训制度化。目前的法官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内容、时间随意性较大,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建议首先要要根据法院案件数量和类型的变化情况,法院今后一个时间内发展的目标要求,制定人才培养的近期和远期规划,一将人才培养问题纳入法院建设的重要内容,分阶段、分步骤逐步实施完成。第二要明确培养的目标。培养目标包括应达到的学历结构层次及各层次的人员数量、比例,知识及年龄结构层次等具体内容。第三要确立人才培养的对象,对于有潜力进行高层次提升的人员,选送其参加更高学历的学习或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以造就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对于审判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员,可通过参加专题培训的方式,深化其面对某一类型案件处理的实务能力。第四要建立人才培养保障机制。要从时间、经费和制度设计上对人才培养形成一套有效的保障机制,鼓励人员根据工作所需和专业要求进行继续学习,避免人才培养流于形式。
2.改革法官考核机制。进行优胜劣汰的人力资源制度的建设,引进并留住拥有大量隐性知识的人才和学习能力强、学习愿意度高的员工,淘汰掉学习能力差、学习愿意度低的员工,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办案效率与提升司法产品的质量。本人认为我国当前尚不宜采取法官终身制,除此之外,也应解决法院内部存量人才的分化问题,将某些人才从审判岗位上淘汰下来。同时,建立一定程度的绩效工资制度,及晋升制度以解决法官工作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合理的法官激励机制。组织在明确隐性知识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后,就会给隐性知识的转移创建一个平台,但缺乏对隐性知识生产与传授的激励机制,就会使这种个人知识更愿意停留在私人内隐状态。同时,隐性知识难以界定及“产权”的不确定性给隐性知识主体会带来相关的知识风险,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作为隐性知识载体的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会使组织在竞争中丧失长久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技术优势,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建立合理的法官激励机制,留住优秀的法官人才,保持司法经验的稳定,有益于法院未来。
(三)外化于形:借用科技手段建立内外循环的知识搜索引擎
当前全国大多数法院正在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但着重点偏向于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提高案件审判效率、提高审判法官运用知识的能力,加强法官与法官之间、法院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协调较少被人们关注。目前我国法院系统主要知识获取方式是法律法规和裁判文书的检索,信息之间基本没有关联,检索结果完全以来用户对检索词的选择,法院的其他知识资产,例如案例、条文释义、审判经验等知识的共享机制和手段单一、效率低下。
故建议通过研究法院业务工作流程,分析法官对获取知识的内容、类别、范围、形式等的具体需求,通过对现有法院信息化资产的分析,采用适当方法集中这些信息,重组为共享知识库,设计并实现知识门户和知识地图,构建完整的法官知识管理系统,为法官在法条引用、证据认定、情节认定、判决结果与审判过程信息,形成动态的知识管理,设计并实现知识门户和知识地图,构建适合法官工作的信息化知识管理系统,提高法官的工作效率,实现审判知识的最大流动。同时,建议法院开发法官的知识社区,探讨更加快速、有效地方式向法官传递最新的法院内部知识,相关案例[18]
 
结语
法院的知识管理系统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既要有利用信息化科技系统的支持,也要有以共有知识为基础的文化环境,契合审判知识形态的制度化生产激励机制,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无障碍流通,审判知识系统与外部知识系统的良性互动。所有的这些努力, 都旨在审判知识与常识之间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 最终为司法制度的良性运作以及审判知识的更新获得自我生产、复制以及革新的生命力。
 


[1] [美]德鲁克著,朱雁斌译,《21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年版,第18页。2009
[2] 秦铁辉著:《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3] 艾佳慧著:《法院需要什么样的人事管理》,载于《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第?页。
[4] 高一飞:《职业司法队伍已经形成?》,www.chinacourt.org,于2015年7月10日访问。
[5] 苏力著:《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载于《法学家》2008年第2期,第30页。
[6] 艾佳慧著:《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载于《法律与社会科学》(2008)第三卷,第98-151页。
[7] 以笔者所在基层法院为例,一线办案法官的人均存案已经接近100件。
[8] 苏力:《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开示》,载于《现代法学》2000年6月第22卷第3期,第10页。
[9] 公丕祥:《总结审判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途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编:《总结与创新: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论坛论文集》(2009年6月扬州)
[10] 侯猛:《最高法院司法知识体制再生产——以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司法过程为例》,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6卷第1期,第125页。
[11] 侯猛:《最高法院审判知识体制再生产》,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6卷第1辑,第126页。
[12] 在此方式中,法庭速录员除了有需要法庭记录外,还担任了书记员或法官助理的很多工作。
[13] 有些法院法官助理是属于合同制,不属于法院政法干警编制系列,因此这些人不可能成为候任法官的备选人选。如G省Z市法院曾以聘用制的方式聘请了80名法官助理。
[14] 在知识管理学中,知识网络成员之间具备“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结式特征,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而增强相互之间的紧密信任关系,知识流单元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都比较接近,相应的知识转移也就更加快捷和有效,同时也会降低组织内部知识流动过程中的相关成本。详见[日]野中郁次郎著,《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85—100页。
[15]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情况:25岁以下10人,26—35岁25人,36—45岁37人,45岁以上11人;学历分布情况:大专及以下5人,本科47人,硕士31人;职称分布情况:审判员:21人,助审员7人,法官助理(正式编制)13人,书记员(正式编制)人23人,速录员19人。
[16]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页。
[17] 侯猛:《最高法院审判知识体制再生产》,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6卷第1辑,第126页。
[18]这里的案例不一定是最高院发布的案例,可以鼓励法官将自己办案的心得随时分享,至少对于其他法官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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