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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重塑: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构建的路径探索
【发布时间:2017-02-16 08:36:58】 【稿件来源:】 【作者:潘锋、杨斯淼】 【关闭】

 

提高效率必然要求分工和专业化。
——[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
一、迷茫中的摸索: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现状剖析
随着“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办案责任终身制的明确提出,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作为司法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带来机遇的同时必然会面临重重困境,为了积极稳妥地推动这项改革,加强调研显得尤为必要。有鉴于此,笔者在G省Y区法院就一线办案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法官认为,投入到案件的时间和精力越多,案件出错的机率就越小,在办案责任终身制下,法官在质量和效率两者之间会首选质量。倘若如此,质量与效率将会发生背离,法院人案矛盾的问题将更加尖锐。这不由引起我们对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思考,检视现行的审判资源配置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审判规律。
(一)我国确立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论证
1.我国基层法院的工作现状
(1)“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基层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沿海发达城市的基层法院尤为突出。以G省G市为例,2014年1-11月全市法院共新收各类案件22.6088万件(注:含减刑假释案件),同比增长13.54%,各基层法院收案同比增长12.57%。虽然结案总体保持逐月上升态势,但从结案率看,全市12个基层法院存案同比上升35.36%,其中11个基层法院的存案全部同比大幅上升,存案数量随着收案数量上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1)法官“白加黑”、“五加二”的“连轴转”已成工作常态。
(2)司法资源未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法院的书记员成分复杂,有政法专项编、事业编、合同制,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待遇不同,同工不同酬问题造成书记员队伍成员之间产生心理落差,合同制书记员和有编制书记员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司法资源未能充分发挥作用。G省Y区法院书记员数量有141人,其中政法专项编书记员42人、事业编书记员20人、合同制书记员79人,而这部分具有编制的书记员,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与合同制书记员没有两样,未能发挥其高层次带来的价值。
(3)法官助理模式难成常态
基层法院以独任审判为主,法官与书记员进行组合,可以让书记员“零距离”接触和处理辅助事务,故一审一书的“1+1”审判工作模式被基层法院广泛使用。受编制、财政等因素影响,基层法院难以从现有的书记员队伍中抽调精英担任法官助理。在G省Y区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工作的书记员不足3人,而且工作基本属于临时安排,组合稳定性较弱,短则数月,长则一年多就拆散,助理制度难以常态化。
2.建立法官助理机制的必要性
(1)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的需要
针对法院案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符合条件的书记员作为法官助理,确保审判辅助人员数量与法官数量相对应,使广大法官从繁冗、琐碎的程序性事务或非审判事务中解脱出来,让法官专注于裁判,助理专注于辅助,是尊重审判规律的体现。法官助理能让法官在“让裁判者负责”的要求下,从容地对待自己经办的案件,对于深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高司法效能和办案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是对现存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进一步细化,使审判辅助人员出现专业分层,从而解放了法官大量的精力。经过这种分层后,法官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更有利于精英法官的产生和培养。
(2)解决“人案矛盾”的需要
我国近年来进入“诉讼爆炸”时代,案件数量逐年攀升。立案登记制自2015年5月1日实施后,仅当月全国各级法院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与去年同期的87.4万件相比,增长29%。(2)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全面推行,全国法官案多人少的矛盾必然会更加突出,可见基层法院面临的案件压力日趋严峻。
 随着案件的逐年攀升,“1+1审判组织模式已逐渐不适应案件日益增多的需求。G省Y区法院的金融审判庭,每年处理的保全申请数量占金融案件近四成,法官表示仅保全工作就挤占了全天25-30%的工作时间,加上处理管辖权异议、证据交换、调查取证、接访答疑等审判事务性工作,以及调研、宣传、学术研讨等审判延伸工作,法官写判决的时间捉襟见肘。
基层一线法官审案工作耗时图
如图所示,从阅卷、开庭、调解、询问一直到书写裁判文书,审理一宗案件大概需要13个小时的时间,按照G省Y区法院金融庭法官月结30宗案件来看,平均每天(不是每个工作日)都要审结一宗案件,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为8小时,则每天都要加班5个小时,每月连续工作30天,才能完成月结30宗的审判任务。
(3)为后备法官提供人才保障
一方面,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有一部分年轻法官因不符合条件而未能成为入额法官,而进入审判辅助人员序列;另一方面,从政法院校招录的法律毕业生,也是法官助理队伍的组成部分。(4)他们信仰法律,成为法官是其奋斗目标和追求。书记员的工作范围与法官的工作范围截然不同,在实践中,书记员成为法官后,往往需要跟随资深法官担任几个月的助理才单独办案,此说明书记员直接向法官过渡的机制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法官应该从综合能力较书记员高一筹的法官助理中选任。建立法官助理机制,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法官队伍提供后备力量。
(二)我国法官助理制度之运行现状
1.法官助理定位不明,职责不清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按照法律规定,书记员主要担任判庭的记录工作和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在审判实践中,与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包括:开庭准备工作、整理案卷、处理文书、司法统计、接待来访、处理来信、协助审判人员对案件关问题进行调查,以及宣传政策、法律。而书记员的主要工作包括:开庭记录、文书送达、文书校对、整理案卷、报结案件、归档等。对于有法官助理设置的,法官助理在协助法官的工作中会经常涉足上述书记员的工作,还有临时进行开庭记录,职责范围没有与书记员工作严格划分,两者职能、工作内容经常发生交叉、重叠,法官助理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司法实践中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职责范围
2.法官助理来源单一,人才难留
由于法官助理从事的审判辅助性工作比书记员的要求要高,受法院人员体制因素的影响,法官助理基本来源于在编书记员,而法院的书记员通常是从高等院校的法学毕业生中招录,其他受过法院专业性教育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如律师、企业法务等专业人员,难以直接由法院招聘成为法官助理,致使法官助理来源难以多元化。而且当法官助理无法在其预设期限内晋升至法官,他们有可能另循职业,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3.法官助理比例失调,作用难显
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就已提出推行法官助理制度。除全国确定的试点法院外,(5)法官助理工作在一些法院也有开展,但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化、常态化工作的并不多,一审一书搭配的“二人转”仍是主流。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除军事法院外,(6)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有法官195028人,法官助理4595人,(7)书记员82213人,(8)审辅比例失调,法官仍需忙于审判辅助性工作,难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开庭和制作裁判文书中。
(三)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困境之成因分析
1.立法支撑缺乏致使助理制度定位模糊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章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包括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法医、司法警察。《法官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该两部法律均没有关于“法官助理”的相关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也找不到“法官助理”的表述,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其中审判辅助人员是指书记员、执行员、法医和司法警察,仍然没有提及“法官助理”。
古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于法官助理独立实施诸如组织调解、听证、证据交换等事务性工作的合法性,司法界本存争议,法官也纠结于能否将类似工作交由法官助理独立完成,造成审判工作与审判辅助工作未能有效分离,法官始终未能摆脱事务性工作的泥潭。
2. 司法资源有限致使助理制度难以推广
受编制所限,法院很难扩大有编制书记员的招录,以扩充法官助理队伍。现行一些法院通过社会公开招聘方式招录的法官助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类法官助理并不属于现行法院人员分类改革中的审判辅助人员,其身份更像雇员或文员。例如G省G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两年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招录审判辅助人员,按其招聘公告,招录的人员包括法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按照学历层次高低给予相应的薪金报酬。这类聘用性审判辅助人员,尽管他们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但由于属于编外人员,缺少在编人员的职级晋升途径,而且薪金报酬比不上有编制的书记员,容易造成队伍工作积极性下降和人才流失。
3. 职业荣誉感缺失致使助理制度遇冷
成为一名法官可以说是每一名政法毕业生投身法院工作的人生奋斗目标。法官助理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协助法官完成审判辅助工作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习惯将他们划入审判辅助人员序列,“秘书”“配角”的角色容易让法官助理感觉自己的工作地位不够体面,难形成职业尊荣感,从而导致法官助理制度推行困难,开展效果不甚理想。
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法官助理制度的启示
国外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比我国多,法官人数却比我国少,但是鲜有听说国外法官报怨“案多人少”的问题,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身边有一批协助法官完成审判辅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或类似人员。
表1(9)中国与国外法院的关于案件数量对比图:
表2(10):中国与国外法院的法官人数对比图
(一)英美法系法官助理制度概述
现代意义的法官助理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在美国,法官助理最主要的工作是看起诉状和答辩状等卷宗材料。根据起诉和答辩中提出的请求和反驳找出法律要点,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在审判案件中必须在案情相同的情况下遵照以前的判例。因此法官助理必须根据案情,通过电脑将有关的法律和判例都找出来,然后写一份诉讼要点摘录并以此为基础写出法律依据和判决书,将其在开庭前全部交给法官。助理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法官提供学术界在有关法律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便于法官做出法理上的论述。法官与其手下,包括法官助理在内的其他同事的关系,如同小型的独立的律师事务所。助理在法官的指导下,分担了审前事宜和法院运作等方面的事务,使得法官能够专注于审判的需要。(11)英国法官助理均由资深律师担任,任职标准是:必须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完备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对人和社会有敏锐的判断能力。年龄在35-55之间。从职责内容来看,助理法官承担某些特殊案件的审理任务。
(二)大陆法系法官助理制度概述
德国法官内司法辅助人员很多,其中司法公务员相当于法官助理,协助法官工作。据统计,柏林三级法院有司法公务员700多名,德国专门办不了一部司法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明确司法公务员的条件职责等。司法公务员由上级法院统一录用,对整个法院负责而不是对法官个人负责。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法官做好判决以外的与审理案件有关的辅助性工作。
日本的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司法修习生毕业后申请当法官并获准的,由最高裁判所任命为助理法官,协助法官工作。法官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他们可以阅卷,起草司法文书初稿,处理诉讼保全,强制措施等问题。助理法官原则上不能独立办案,可以参加合议庭,但是不能两人以上同时参加一个合议庭,不能担任审判长。
(三)域外制度构建的启示
两大法系在法官助理制度方面的设计各不相同,然而从中却可以获取对我们制度设计的诸多启示。
首先,法官职业化与精英化是各国的共同选择。无论制度具体构建如何,一个共同的目标便是尽可能促进法官的精英化与职业化,使其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然而法官精英化的直接后果是法官人数受到控制,法官助理便是各国解决人案矛盾的一个途径。我国若要实现法官职业化,必须建立在法官助理制度完善的基础之上。
其次,我国后备司法人员素质不同于以上两大法系国家。美国,德国是传统的法制先进国家,其现行司法制度是建立在深厚的法律文化及充裕的物质条件保障基础之上,从司法后备人员的构成来看,以美国为例,它们的法官后备人员都是资深优秀的律师和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法官助理的后备人员则是法学院职业法学博士毕业生,这决定了法官助理队伍的优秀和专业化,法官可以放心将许多工作交由助理处理,其职责范围甚至与法官的极为近似,而这点我国是远不能比的。12)
第三,法官助理制度的规范化必须有明确的上层定位和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否则仅凭各地法院自身的实践和摸索难以有所突破。
三、重构与新生:我国法官助理制度之构建设想
在法官员额制和立案登记制推行的背景下、法院应考虑如何将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按照审判工作与审判辅助工作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法官助理制度,让法官能够专注审判核心工作,提高工作效能,缓和“案多人少”的矛盾。
(一)建立法官助理机制
1.赋予法官助理法定地位
将非编的法官助理纳入政法专项编制,有利于落实司法责任。目前我国规范法院工作人员的规范性文件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其中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受条例约束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是指人民法院行政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人民法院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参照本条例执行,人民法院聘用人员不适用本条例。基层法院通过招聘方式招录的法官助理,属于合同聘用制人员,无法适用上述条例。因此,基于长远发展来看,应尽快将法官助理纳入定员定编范畴,赋予法官助理法定地位。
在目前政法专项编制难以满足法官助理配置人数时,可对现有司法资源重新整合,将现有的书记员编制向法官助理倾斜,把有编制的书记员全部纳入法官助理遴选池,然后根据专业特长、个人阅历、工作实绩,通过个人申报和组织考试考核,对符合任职条件的,任命为法官助理。
2.明确法官助理法定职责
法官助理有其特殊发展方向,用对书记员的标准和管理模式对法官助理进行管理,容易造成工作交叉重叠、权责范围混乱不清的问题,不利于法官助理制度的发展。因此,应对法官助理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明确法官助理的职业定位。此举不仅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编内和编外人员的心理落差,而且可以增强助理队伍的职业尊荣感。有关部门可以参照法官、书记员的管理体制,制定规范法官助理职责和行为的《法官助理管理办法》,明确法官助理法定职责。
(二)明确法官助理选任资格
法官员额制改革将有一批具备审判职称的法官进入审判辅助人员行列。以G省Y区法院为例,全院在编人数280人,其中法官174人,实际业务庭法官(包括庭长、副庭长)137人,如果按照G省确定的法官员额39%、审判辅助人员员额46%、司法行政人员员额15%比列,入额法官人数为280×39%=109.2人,即有65名法官不能入额,他们将成为审判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同时,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实行后,将有大量法官助理来源于政法专业毕业生当中,法官助理的人员结构层次将呈多样性。
1.从现有法院编制人员中选拔
此类选拔的条件为:
①现任法官中经考试考核没有进入员额内的法官;
②通过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尚未任命为法官的人员,包括具有正式编制的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③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官任职资格,但有一定审判工作经验,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的具有正式编制的书记员或司法行政人员。
按照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发布的“关于选调工作人员的公告”,其向全省公开选调法官助理的条件为:
①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法院在职工作人员;
②年龄在35周岁以下;
③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法学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或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工科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法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④正科级以下干部;
⑤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⑥有法律职务者优先;
⑦身体健康;
⑧近三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等次,品行良好,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政审合格。
2.通过社会公开方式招录
建立从政法院校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的机制,如G省G市中级人民法院,其根据审判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录聘用制(非公务员编、非事业编)审判辅助人员,工作职责为在法官指导下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记录等,其应具备如下条件:
①具有中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②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法律专业毕业,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毕业生(含法律硕士)。
③本科毕业生报考年龄为18至28周岁; 硕士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至30周岁以内;博士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至35周岁以内。
④身体健康,符合岗位工作要求。
⑤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三)厘清法官助理职责范围
法官助理应当在审判业务部门或综合管理部门相应岗位履行职责,更多是在法官的指导下从事审判辅助工作。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范围,应突出法官助理的专业性,对于目前书记员从事的诸如庭审记录、文书送达、案卷归档等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的事务性工作从有编制的书记员中分离出来,统一交由速录员、文员等聘用制人员完成。通过设定职责清单形式,避免其职责与其他辅助人员工作发生交叉、重叠。

序号
法官助理职责清单
1
审查诉讼材料,提出诉讼争执要点,归纳、摘录证据
2
确定举证期限,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3
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须经法官审核确认
4
办理指定辩护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的有关事宜
5
接待、安排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来访和阅卷等
6
依法调查、收集、核对有关证据
7
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宜
8
协助法官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9
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有关资料和庭审材料
10
按照法官要求,草拟法律文书
11
办理排定开庭日期等案件管理的有关事务
12
处理与审判相关的调研、督查、考核、宣传等工作
13
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性工作

(四)法官助理机制的运作模式
明确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三者之间的职能划分和在审判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在审判工作中试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人员组合模式。13)目前法院的审判单元组合通常是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等情况进行搭配。法院可根据现有的人员和案件数量情况,将法官助理配置入审判组织中,组成1名审判长+2名法官+N名法官助理+N名书记员1名主审法官+N名法官助理+N名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
为审判组织配置法官助理后,要处理好一些与亲历性有关的审判辅助工作,例如草拟裁判文书工作。在实践中发现,有不少配备有法官助理的审判组织,法官助理很少亲临开庭现场,他们草拟裁判文书基本上是依靠开庭笔录记载内容和卷宗现有材料,难以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庭上的言行举止对案件整体事实作出综合判断,导致机械裁判,甚至错判。因此,可以采取法官助理到法庭听审或观看庭审视频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五)赋予法官助理法定保障
1.职级晋升
(1)职业序列内晋升。在法官助理内部设立等级晋升制,由低到高依次设置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等级(或结合实际需要分为若干等级),根据工作年限、业绩考核、法官推荐,结合“到期晋升+考核晋升”方式,套用不同的等级,形成进退有序的机制,充分调动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通过完善和加强绩效考评,使有责任、有冲劲、有业绩的法官助理受到褒奖、获得晋升机会,形成激励机制。
(2)向法官序列晋升。一方面,预留一定的法官员额比例,为有培养前途的法官助理腾出进入法官员额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法官员额出现空缺时,让符合法官条件的法官助理通过法官遴选机制,成为法官。虽然法官助理与法官没有必然的晋升关系,但畅通法官助理向法官晋升的渠道,有利于法官队伍后备力量培养和法官助理队伍的发展。
2.待遇保障
法官助理应享有与其工作特征相符合的待遇。对于在编书记员担任法官助理的,其公务员待遇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但对于聘用制法官助理,如果其薪金待遇按照一般雇员标准支付,将有可能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形,无疑打击这类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吸引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加入法官助理队伍。因此,法院应当通过拉近与在编书记员收入距离的方式,尽量提高聘用制法官助理的薪金待遇。同时,在法官助理队伍中建立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根据学历、业绩、表现、资历等因素,按不同等级享受不同待遇。
3.绩效考核
建立审判辅助绩效考核的引导和激励功能,法官助理发展需要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引领和支撑。引入科学方法,建立符合法官助理工作特点的考核体系,合理测定法官助理工作量。法院各业务庭室由于办理案件的类别不同,彼此间的工作量如果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不仅会造成审判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亦容易使绩效考核的结果运用不能让人信服。因此,应采用“案件类别+案件数量+庭审时间+程序事务”程式进行评估,合理测算,均衡法官助理的工作量,科学调配审判资源。
量化法官助理工作,建立助理电子档案,全面记录法官助理完成审判辅助性工作的工作量、学习培训、调研成果、奖惩情况、裁判文书制作数量、当事人表扬投诉情况,以此作为衡量法官助理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建立绩效数据管理系统,对于业绩达标的,系统自动显示助理级别上的档次。通过电子档案管理,客观评判工作绩效,弱化助理评级的行政化和主观性,体现法官助理等级晋升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
4.责任惩戒
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建立司法责任制,在强调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同时,不能忽略审判辅助人员的办案责任问题。法官助理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和法官一起组成审判单元,若其出现工作差错,将可能导致“木桶效应”。因此,应理顺和明确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各自工作职责,实行办案质量负责制,加强对失责行为的追究。
对于法官助理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并产生严重影响的,在编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和其他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对于非编人员可以通过聘用合同明确法官助理的义务和责任,当然,作为长久之计,最好还是制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法官助理的行为准则。
在追究失责行为的过程中,应注意责任认定的问题,要依据案件判决导致的后果区分主观、客观原因,是因能力、经验、作风所致,还是因人情、关系、金钱案所致,要依审判制度归责,区分责任大小、后果轻重追责。属于个人工作能力、水平问题,属于应总结经验教训的,加强培训学习提高。属于司法作风不严谨,违反审判纪律、制度的导致后果不算严重的,按照法官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处理,记入业绩考核档案,给予降级惩罚措施。属地“三案”导致严重后果的,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结语:挑战与机遇并存,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制度的合理性源于需要。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目的是将更多的审判事务性工作需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法官助理制度是我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官职业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创新和成功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细致深入的探索作为支撑。构建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多年的改革试点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日渐深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推进和立案登记制全面实施,都成为构建法官助理队伍必须思考的新因素,也给该制度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加以丰富和完善,最终能够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官助理制度,促进法官职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发布的《2014年审判执行态势总结及2015年审判执行工作态势分析预判报告》
(2) 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首月情况》,载《人民法院报》20156101
(4) 201565,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会议强调,建立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规范机制。
(5) 2002年左右,全国确定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和广州海事法院等作为改革试点。
(6) 军事法院系统实行军事化管理,与其他法院性质不同。
(7) 全国有部分法院实行了法官助理改革,设置了法官助理岗位,其他未开展这项改革的法院无此类人员。
(8) 陈陟云 等著,《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P85
(9) 章武生等著:《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从体制到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24页。
(10) 章武生等著:《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从体制到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24页。
(11) 江臻宇:《论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5。
12江臻宇:《论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5。
13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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