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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发布时间:2014-04-22 14:34:55】 【稿件来源:】 【作者:刘小鹏、石佳】 【关闭】

 

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小鹏石佳
论文提要:司法公开可以有效促进司法公正。为了扩大司法公开与加强司法监督,各地法院纷纷推行庭审网络直播。庭审网络直播无疑会增强我国的司法透明度。但是,在社会与法院充分肯定庭审网络直播的作用时,通过网络公开案情与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却忽略了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司法公开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需要法院尽可能公开庭审等司法运行过程,而隐私权要求个人信息不被公开。隐私权主要核心价值是人格尊严,而庭审网络直播的主要价值是促进司法公正。庭审网络直播与隐私权的实现方式与价值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司法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冲突。在实践中,由法院主导的司法改革对当事人的权利还远远关注不够,司法改革应当避免司法专横与司法行政化。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不能一味地将社会公共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借鉴域外庭审直播的经验,我们应当以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重点,坚持个人权利优先的原则,尊重与保护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坚持程序正当,设置庭审网络直播的告知程序;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对身份不同的主体赋予不同程度的隐私权利保护;完善我国目前的庭审网络直播制度,在利益与权利的冲突中构建平衡,实现权利主体与社会的和谐。
前言:司法公开的新形式
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的标志和司法民主的体现,实质是诉讼程序向当事人公开,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作的知情权,让公众在知情的基础上对司法权进行监督,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司法公正。裁判结果公正以程序公正为前提,而程序公开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审判公开的基本诉讼原则。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将法庭审理进行网络现场直播逐渐被国内一些法院采用。庭审直播始于广播电视,但囿于广播电视时间与资源的局限,这类庭审直播只限于个案。庭审网络直播通过全面展示庭审过程及宣判情况,让普通民众有了一种新的参与审判方式。与传统公开审判相比,庭审网络直播不受审判法庭物理空间的限制,可以让更多的公众“旁听”庭审过程;方便公众重复阅读网络视频资料,让他们深入了解审理过程揭示的案件事实;还可以督促法官更加审慎地行使司法权。法院以这种公众看得见的方式来实施具体的司法运作过程,希望判决更易被当事人和社会认同和接受,从而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因此,庭审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的司法公开方式,被我国法院纷纷采用并作为政绩广为宣传,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肯定。
一、现状: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关系的困惑
愈演愈烈的庭审网络直播显示出我国法院系统对于博取公众信任的迫切期待。然而,在工作中遇到几起当事人拒绝庭审网络直播或者要求删除直播网络视频的事件[1],引发了笔者对庭审网络直播的思考。庭审网络直播既然为法院所热衷、社会广为赞誉,为什么当事人会反感或忌惮?[2]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2013年3月至5月笔者向五个基层法院与一个中院的当事人、律师与法官各100名发放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庭审网络直播这一新型审判公开方式表示肯定,他们希望借公众监督之力确保公正裁判。
在调查中,绝大多数当事人起初同意法院对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但经释明庭审网络直播可能会出现隐私被泄露等风险后,同意庭审网络直播的当事人就大大减少;律师几乎都愿意庭审网络直播,因为不涉及到他们的隐私,相反,如果其代理的案件能在网络上查询到,对其执业生涯无疑有积极作用;而法官对于庭审直播并不十分热衷。
表一:对庭审网络直播的态度
在同意庭审网络直播的65名当事人中,多数人希望庭审上网可以监督法院或引起社会关注,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公正裁决。这些当事人一般以诉讼两造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或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律师更希望通过庭审网络直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支持网络直播的法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质疑与由此带来的信访和维稳压力。
表二:肯定庭审网络直播的主要原因

   
监督法院/提升裁判公信力
引起社会关注/扩大知名度
普 法
说不清楚
当事人(65人)
 63%(41)
25%(16)
3%(2)
9%(6)
律 师(96人)
 38%(37)
56%(54)
2%(2)
3%(3)
法 官(52人)
 71%(36)
7%(4)
16%(9)
6%(3)

在不愿庭审网络直播的32名当事人中,多数人不愿自己打官司被传到网上让全社围观。律师与法官均担心判决结果会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也认识到网络庭审直播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法官主要感受到庭审网络直播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也意识到这种方式可能对当事人的权利会造成损害。
表三:否定庭审网络直播的主要原因

原   因
隐私权被侵害
网络直播庭审形式化
判决受网络舆论影响
说不清楚
当事人(32)
66%(21人)
9%(3人)
22%(7人)
3%(1人)
律 师(4)
0
75%(3人)
25%(1人)
0
法 官(45)
13%(6人)
40%(18人)
47%(21人)
0

网络具有强大的舆论聚集、扩散和放大功能。庭审网络直播为公众提供了在网上发表评论、阐述观点、谩骂法官与当事人的渠道,特别是那些社会关注的案件。网络舆论除了对司法有负面影响,当事人和律师也难以承受其重,他们既期待舆论对司法进行监督,又承认网络舆论对其隐私与名誉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希望法院重视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
表四:对庭审网络直播后网络舆论的态度
在调查中发现,对于法院的工作安排,当事人一般不会主动向法院表达意见,对如何避免庭审网络直播对其隐私权等权利侵害也不是很清楚,但有超过一半的当事人表示法院在庭审直播前应当征得他们同意或告知他们。相对来说,律师的权利意识更强,对庭审直播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较为了解,因此,大部分律师认为法院与法官应当尊重当事人,在决定案件庭审网络直播前应当与他们协商或告知他们。法官更关注庭审网络直播带来的审判效果和对自己产生的精神压力,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似乎关注不够。
表五:庭审网络直播是否应征得当事人同意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庭审网络直播时对当事人的隐私权没有足够重视,而当事人担心自己的隐私权被泄露。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关系会出现四个困惑:第一,如何界定庭审网络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与隐私权?第二,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是否存在冲突?第三,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是否可以由法院直接决定?第四,如何在司法公开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之间实现平衡?司法有其独特性,法院审判很神圣很严肃。如果能真正做到“阳光审判”固然是我国司法一大进步,但是否应当思考一下全国耗财耗力推行的庭审网络直播这一法院工作亮点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是否应当以及承担哪些风险?庭审网络直播是否就等于司法公开?目前媚俗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亲民化”庭审是否有“司法媚俗”的嫌疑?实际上,我国目前对庭审网络直播的评价主要停留在宏观的价值层面上,更多带有主观色彩与政绩评价功能。在利用网络直播庭审扩大司法公开与加强司法监督时,司法公开、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当事人接受独立的审判权、当事人人格权等权益不能进行简单的位阶排序,应当赋予网络庭审直播一个适当的法律地位来平衡各方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一个尽量满足各方权益、避免各种消极影响的庭审网络直播规范,实现司法利益最大化。
二、成因: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冲突
(一)隐私权的核心价值——人格尊严
隐私权最初是作为一个民法学概念提出来的,后来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是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包括个人信息不被刺探和公开、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个人对私事不受阻碍的自主决定权在内的权能和利益。“根据权利为利益加法律保护之力的传统理论,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是满足人类的利益依法所赋予的力量,其内容为法律上特定的利益。”[3]具体表现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作为和义务主体的消极不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事务与信息不受他人任意公开干扰,在没有获得其同意前,任何人不得径行搜集其个人资料,以及资料持有者不得将其为某一特定目的而提供的资料用在别的目的上。凡是个人不愿为他人知道的信息与资料,就应当作为隐私权加以保护。
按照现代权利的价值构造机理,个人权利均是由根据个体意志的私利益与基于整体秩序框架的公共利益结合而成的一种价值载体。隐私权具有独立的价值基础,是人类不可分割的自然权利,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格权,旨在实现与维护个人人格的独立和健全,强调公民的私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受干扰,蕴含了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人类普遍要求与尊崇的价值,从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意义,而这些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私人生活、私人领域与社会的隔离。对现代法治社会来说,任何公民,即使是违法犯罪者,法律也不能剥夺他们的人格尊严。对隐私权的保护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人格完整与人格尊严。个人隐私得到合法保护,才会感受到人格的独立与尊重,心灵得以宁静,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即便我们居住在一个纷繁嘈杂的世界里,只要我们愿意,隐私权可以使我们得以保留一些秘密不为人所知。如此看来,隐私权似乎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一些。”[4]
(二)庭审网络直播的主要价值——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公开程度历来与社会和司法的民主、文明程度同步,司法公开程度越高,司法民主化程度也越高。司法公开要求诉讼程序应当依法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赋予了民众参与权和监督权。司法的民主性决定司法必须具有公开性,公众对于司法权的运行情况享有知情权,法院有义务公开司法权的运行过程。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法裁判,即要求司法活动坚持程序正当平等,又要求裁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通过公正的程序,实现实体裁判的公正,让每一个案件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审判公开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措施,与其他法定程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是整个诉讼程序的核心。庭审网络直播是记录案件审判过程的重要载体,为司法公开的重要形式,使公众更深入了解和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其主要价值在于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
(三)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权利本身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其产生及实现依赖权利主体的合作和交换。不同的权利有各自不同的边界,但在权利之间难以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行使一种权利时可能影响另一种权利的实现,因此,权利冲突难以避免。由于权利背后其实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序列和体系,而各种价值的地位并不相同,因此,权利的冲突实质也就是价值的冲突。庭审网络直播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司法公开,没有公开则无从知情,没有知情则无从监督,没有公开则难有公正,因此,越要充分保障社会公众对司法运行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越需要扩大司法公开的程度。隐私权最初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权利产生,其主体尽力防范个人秘密不被外界探悉,“隐私权统一的权利内核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范围是私人决定领域,即私密性;二是隐私权主要是一种控制权。”[5]而知情权要求尽可能多地了解主体的信息(包括隐私),因此,公众知情权所要求的“公开”与个人隐私权所依赖的“秘密”出现对立。“网络庭审直播即提供了一个途径,让民众能够享有知情权并对司法裁判进行监督。然而,民众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参与,却可能与另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隐私权相冲突。”[6]
司法公开既要考虑国家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利的关系,也要考虑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隐私权的关系。庭审网络直播使法院面临一个二难境地:为实现司法公开而将当事人参与纠纷等个人隐私传播于网络;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权而限制或取消庭审网络直播。如果不加限制和规范的司法公开必定会使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庭审网络直播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公审大会,使其原本可以不为人知的负面形象遭到不必要的放大;并且让其终身背负“罪犯”的标签,难以顺利回归社会。在民事纠纷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他们在法庭上陈述的内容有可能涉及本人或他人不愿公开的私生活。同时,由于网络视频与人肉搜索的巨大破坏力相结合,汹涌的网络舆论对当事人及其家属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都容易导致其隐私权被侵害。
(四)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冲突的根源——法院主导司法公开
因为法律无法对司法权力的范围及其具体操作过程进行细致的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司法权力很容易超越权力的界限,其延伸的范围取决于权力者与权利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我国的权力与权利的配置现状是,权力的过度发达与权利的过度萎缩并存,权力对权利的践踏与权利对权力的依附并存。在我国长期的司法改革实践中,法院始终奉行法院本位主义,扮演着权威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忽视了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应有地位和参与权。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就转变为公权力运行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司法公共资源。而法院对司法公共资源的运用,不受到当事人意志的影响。在法院本位主义司法观念下,以追求实体结果的公正为价值标准,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并非决定性因素,他们在诉讼程序中始终处于法官“公正、公开审判”的附属地位。因此,我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存在先天不足,无法形成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同时,“当事人救济权利的缺失无形中给国家权力的膨胀和滥用留下空间,为冤假错案的滋生埋下隐患。”[7]
当事人隐私权与庭审网络直播的冲突是公民隐私权与司法权力的冲突,实际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庭审网络直播也体现了司法权力的主导性,忽视了司法公开义务主体的多元性和裁判过程的交涉性。因为在我国目前的个案审判中,是否进行庭审直播、哪些案件进行庭审直播,都是法院自由决定的。法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性目标或宣传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需求。但是,“现阶段的司法公开更多的被定位于司法权力的运行方式,远未被转化为当事人和民众的一种权利话语的表达方式,导致程序的工具化和公开的形式化。”[8]法院一厢情愿地相信在网络环境下为公众提供广泛参与司法过程就能够促进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有效生成,因此,只关注有多少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期望这些数字自动转化为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可以作为工作成绩向人大和社会公开,至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就没有完全关注。法治社会倾向于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以协调相互冲突的权力与权利。因此,在隐私权与司法权力发生冲突时,应对司法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避免司法恣意与专横,培育权利的独立力量,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三、借鉴:域外对庭审网络直播的规定
审判公开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开创者与司法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否规定了庭审网络直播?
(一)美国
美国各级法院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初级法院的主要职能是化解具体的社会纠纷。全国绝大多数案件均由初级法院审理,其中相当部分案件的审理没有经过完整的法律程序,因此,很少涉及庭审直播问题。美国对庭审直播经历了从完全禁止到逐渐允许的过程。开始各州法院采用美国律师协会的执法与伦理规则限制庭审直播。该规则第35条规定,无论是开庭还是休庭期间,禁止在法庭内使用照相机以及对审判实况进行直播。1952年,该规则扩大适用范围,将电视摄像机和电视直播也列入禁止范围。[9]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一部分州开始允许庭审直播或转播。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场直播的案件是发生在德州的Harry L. Washburn谋杀案。1978年全美各州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公布了州法庭上电子报道范围的标准,此后有些州允许电子转播。目前,全美有25个州允许电视直播,由法官决定是否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8个州对庭审直播进行限制,即证人反对直播的则不允许直播;17个州通过多种法庭规则禁止电视直播。[10]如举世闻名的辛普森案庭审以直播方式进行。但在联邦法院的审判中“法庭不允许在诉讼进行期间在法庭内摄影或在法庭进行无线电广播”[11]。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网站报道,美国联邦法院从2011年7月18日起在14个联邦地区法院试点摄像机进法庭,但仅限于民事案件,并且必须征得主审法官和当事人同意。[12]
(二)英国
目前英国还不允许庭审直播。英国1925年《刑事司法法》第41条禁止电视录播法院的诉讼过程,否则就会招致藐视法庭罪的指控。1981年《藐视法庭法》禁止旁听人员使用录音机,只有法官具有同意使用录音机的权利,法律允许(但不要求)向包括记者在内的非当事人出售记录的副本。2000年审判两个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时,英国广播公司提出拍摄庭审过程的要求未获批准,此后提出通过在法庭外向全球控制站转播庭审情况的媒体获取信息的要求也遭到拒绝。[13]英国法律不但禁止庭审内的直播和电视报道,而且对庭外的电视直播也作了限制:可以对国外进行转播,但是不允许在国内进行转播。2010年12月20日,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伊格尔爵士发布暂行指导意见,宣布将有条件地允许记者在法庭旁听过程中通过“推特”(Twitter,一种网络留言平台)等网络工具对法庭审理进行文字直播。12月21日英国利兹刑事法庭在审理一宗谋杀案时,允许法庭上的记者使用了“推特”进行实时报道。但目前英国仍禁止从文字直播升级为网络视频直播。
(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
在法国,自开庭时起就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包括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等,否则罚款300法郎至12万法郎。这就更不用说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庭审了。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判法庭庭审辩论过程中,不允许使用电视,但上诉法庭第一院长在听取‘视听档案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批准在庭审辩论中使用电视。”也即是否可以在庭审中录像需要经过视听档案委员会的专家提供意见并且经过上级院长批准。[14]德国也不允许对法院的审理过程进行直播。《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69条规定,“在法庭上进行的程序,包括宣布判决和判令,都是公开的。无线电和电视传送以及后来传播其内容用的录音和拍片,均不允许。”
(四)日本
在日本一般情况下允许庭审直播,但是必须经过批准。法院允许新闻机构自由报道,但是为了报道而在公审庭上取材时,必须遵守法庭秩序,对公审庭的活动进行拍照、录音或者电视转播,必须经审判长许可。与法国不同的是,在日本能够体现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原则,能否进行庭审直播由具体个案中的审判组织批准。[15]
(五)我国港澳地区
香港审判公开制度源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该条例第10条规定:“在法院前平等接受公正公开审问的权利。……法院得因民主社会之风化、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关系,或于保护当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时,或因情形特殊公开审判势必影响司法而在其认为绝对必要之限度内,禁止新闻界及公众旁听审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2005年5月31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签发了《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家事法庭和土地审裁处的民事法律程序中的内庭聆讯》(实务指示25.1),该指示以附件的形式详细列举了上述法院或法庭进行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不公开审理共11类50多种案由,并规定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如何处理、公开与不公开之间的转化程序。香港法院对社会保持高度的透明,只要是公开聆讯的案件,允许任何公民旁听,记者旁听无需事先声明,但禁止在法庭内拍照和录音、录像,也不可上互联网发微博。《香港司法程序报道管制条例》对涉及社会风化、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当事人生活隐私等情况,规定法庭可以禁止旁听或禁止新闻报道。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第9条规定,“法院的听证是公开的,但因涉及公共秩序、法院正常运作、善良风俗或隐私,法院本身依据诉讼法律的规定以附理由的批示作出相反决定者除外。”[16]
(六)国际立法
在国际规则中,《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原则》主要内容是规定媒体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评论和以及向公众进行传播是媒体的功能和权利。在确立这个基本原则后,该规则又明确法律可以遵循一定的原则对上述基本原则作出限制性规定,而这种限制性权力只能由法官享有。《马德里原则》第5条和第6条指出:“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但是,“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录像的权利”。[17]也就是说,它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中并不包括要求庭审直播的权利。2002 年7 月1 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十七条第三款规定,预审分庭在必要的时候,下令保护被害人和证人及其隐私。鉴于侵犯被害人的隐私可能给其安全造成危险,分庭应慎加控制询问证人或被害人的方式,以避免任何骚扰和恐吓。[18]
尽管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对司法公开公正的追求是相同的,公众自由旁听庭审是他们的司法民主权利;确保公众自由旁听是法院的法定职责。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自由进出法庭旁听。但是,对于审理过程能否进行现场直播,域外基本上还是禁止的。对于适度开放的国家与地区,对庭审直播的态度也十分谨慎,大致采取了两种立法体例:一是一般情况下禁止庭审直播,特殊情况下允许。如法国,是否可以在庭审中录像需要经过上级法院院长批准;二是一般情况下允许庭审直播,但是也必须经过批准。如在日本是否直播由个案中的审判法官自行决定。即使在这些可以庭审直播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只规定了应当或者可以公开审判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案件可以或应当进行庭审直播,对庭审直播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程序规定。其中原因,主要是为了保证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舆论影响以及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利。
四、衡平: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关系的完善
(一)庭审网络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关系协调原则
1、程序正当原则
不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也不论出于何种特定目的的公共利益,只要主张公共利益就会引起对私人实体利益的限制,就必须设置一种程序来保证这种限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谓程序正当原则,是指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非经正当程序,不得予以剥夺。“程序本位主义学说来源于程序正义理论,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被作为独立主体予以尊重,与实体结果无关。”[19]该原则要求法院作出任何涉及当事人利益的决定,应该确保当事人参与到制作该决定的过程中去,包括事先以各种方式告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当事人提供救济途径等。当事人被尊重是基于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当事人通过感受司法文明,形成对法院裁判公正与否的主观价值判断。正当程序不仅对实现实体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本身亦具有独立的价值。为了尊重与保护当事人的个人权利,那么是否进行庭审网络直播就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在庭审网络直播前告知并保障当事人申诉的机会,能够使其作为一个诉讼主体而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也是与隐私权的终极价值——人格尊严相符的。
2、个人权利优先保护原则
当隐私权与其他权利体现的价值发生冲突后,两种权利与价值不可能同等予以重视,首先要确定哪一种价值需要优先保护。庭审网络直播涉及司法公开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权益。隐私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个人,而司法公开的利益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隐私权保护的是一种个人独处的权利,而公共利益保护的是内容不确定的社会公益。因此,如何平衡这两种利益?大多数人主张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公权力可以依法对个人隐私权进行限制。但是,如果当公共利益优先个体利益时,就容易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个人利益。其实,公共利益并不否定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要求最终实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公共利益的实现,总是以一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个体的存在,则以个体一定的特殊权益的满足为条件。在尊重权利的法治时代,保护社会公众的个人利益应当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只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尊重,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受到保护。尽管司法公开意义重大,但本身的功能指向相对简单。而隐私权是个人在人格与尊严方面最基础的权益,与更广泛的权利联结在一起。如公民连个体私事都不能自主自决,那还有什么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如何使公共权力尊重人的尊严,是隐私权成立与否的根本。”[20]因此,否定个体隐私权无异于削弱个体特殊利益的基础。在庭审网络直播中,当事人既是庭审参与者,又是个人隐私权利的拥有者,因此,在司法公开与当事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应侧重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与保护,尊重他们的意志与人格,保障他们自主支配其隐私权。
3、权利协调原则
权利冲突使两个同样具有法律合理根据的权利无法得到正常实现,而在很多情况下,相互冲突的权利也难以区分孰轻孰重。为了化解权利冲突,确保法律逻辑的和谐,就需要对相互冲突的权利进行协调。权利协调原则就是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通过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在保护范围或程度上一种权利作出让步而使另一种权利得到基本实现,或者两种权利各自让步让双方得以实现。因此,为了协调权利冲突就应对权利一方或双方实行必要的限制。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中个人权利优先,但是,需要确定对个人权利优先保护到何种程度,以及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这两者的价值如何协调。隐私权对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我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和利益。因此,在协调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时,应当对隐私权所体现的人格尊严与法律维护的其他价值进行衡量。原则上只有在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明显超越个人隐私利益的价值时,才优先保护公共利益。当然,此时应尽量让隐私权人受到的损害最小,如尽可能在较小范围内公开个人隐私、尽可能选择损害较小的方式公开隐私、对隐私权的限制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在庭审网络直播中,为实现司法公开而限制个人隐私权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个人不同的隐私内容给予不同程度的限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隐私权客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张。隐私权是一种主观性权利,不同主体对隐私的认识并不相同;隐私权还是一种动态的权利,随着权利主体不同的自我状态、时间、空间等因素而变化。隐私权所涵盖的精神利益归根结底脱离不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因而每个人对其所认定的隐私范围及隐私程度都会不同。“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不同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对象,需要更加关注司法实践中所体现的隐私权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重要转向。”[21]因此,很难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予以明确。究竟哪些个人隐私不公开会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哪些信息公开会侵害个人隐私权,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因此,最适当的方法是将隐私权的具体信息类型分门别类,并探讨它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律保护。隐私信息类型不同,所承载人格利益受保护的程度与方式就不同,法院在它们与司法公开权衡时也就应作不同的选择。一般认为,在表现形式上隐私主要包括三大类: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而私人信息又包括:敏感信息与琐细信息、评论性信息与事实性信息。如在庭审直播中涉及敏感信息应受到更多的限制,对敏感信息实施庭审直播前,应当得到本人明示同意;如当事人得以请求法院更正的对象应仅限于事实性信息。
第二,对身份不同的个人的隐私权给予不同程度的限制。权利平等保护是指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保护,而不是指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并不否认法律对不同主体保护的差异性。“同等的情况必须被同等地对待,不同等的情况必须按照不同等的程度被不同等地对待。”[22]所有人的隐私权应当得到同等保护,但在进行具体的公共利益衡量时,由于当事人的身份存在差异,就应对其给予不同的限制。按照身份不同,可以将隐私权的主体分为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公众人物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名人,他们某些生活已经成为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法律弱化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大众对公众人物涉案事实才具有知情权。“公众人物并非无隐私,只是需要出于公共利益、公众兴趣、舆论监督、社会治理等考虑,对其隐私进行必要的限制。”[23]因此,在庭审网络直播中,公众人物享有的隐私权就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当然,社会公众知情的范围应限于具有公共利益和正当公共兴趣的领域,就其与社会政治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如私有住宅、夫妻两性生活等隐私权仍受法律保护。
(二)我国庭审网络直播具体规则的构建
在肯定网络庭审直播价值时,也应注意其相应的弊端。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应当有限制地进行并规范网络庭审直播。
1、设置庭审网络直播告知程序
遵循程序正当原则,设置庭审网络直播的告知程序,赋予当事人庭审网络直播的否决权。在庭审网络直播前,作为司法公开主体的法院应将庭审网络直播的公开程序告知当事人,或在诉讼须知中写明庭审网络直播的内容,或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一并送达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如果不同意庭审网络直播可以提出意见。在刑事案件中,还应当考虑和征求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明确提出不要求庭审网络直播,并提出正当的理由,法院经审查后就应当决定不进行庭审网络直播;如果进行庭审网络直播也应对涉及当事人隐私的信息作一定的处理。
2、确定庭审网络直播的案件范围
各地法院对庭审网络直播趋之若鹜,但对于什么样的案件能够进行庭审直播均没有明确规定。对庭审网络直播的案件范围应有统一的规范,可以借鉴香港地区,对于法律禁止公开审判的案件或涉及社会风化、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当事人生活隐私等情况的案件不能进行网络直播,具体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2、涉及社会重大敏感问题的;3、上网后可能会导致矛盾激化的;4、有关未成年人案件的;5、其他不宜上网公开的情形。对于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确定社会较为关注的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且具有普遍教育意义;同时兼顾案件的趣味性[24];刑事、民事与商事案件数量要均衡,确保直接信息量大,覆盖面广。
3、对当事人相关信息网络直播时要做技术处理
庭审网络直播并非将案件全部事实与当事人的全部信息一览无遗地置于网上,应将庭审直播的内容与司法公开的需要进行比对。对一般案件,在庭审时对当事人与司法公开无关的信息可以进行屏蔽或用其他符合替代,如当事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信息,或当事人近亲属、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个人信息。对这些当事人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对于司法公开不会产生影响或者影响极小。由于这些信息不被公开,庭审上网后当事人被识别出来的概率大为减小,因此降低了对当事人隐私权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也不影响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4、建立个人隐私权受侵害的救济途径
“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能完全得以实现。救济正是防止侵害以及矫正侵害的手段。进入信息社会后,隐私权已具有积极请求权的性质。个人有权决定对其个人资料是否开始或停止被他人搜集、处理及利用;发现经其允许而被搜集、处理及利用的个人信息有错时,亦可要求搜集、处理及利用该数据之他人加以更正。因此,对庭审网络直播中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应当有相应的申诉机会和权利救济机制。如当事人提出删掉庭审网络视频记录等请求,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应当支持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删除;如庭审网络直播后网上的评论有可能侵害当事人权利的,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应在网上进行回应或解释。
结语:冲突中的和谐
我国网络庭审直播是司法公开原则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形式,其主要目的是推进司法公开。司法公开的本质是保证司法公正与司法民主,但是,也不应该简单地将庭审网络直播等同于司法公开。庭审网络直播只是促进司法公开的一个形式手段,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庭审网络直播必然产生权利冲突,不加以规范的司法公开必定会侵害当事人的人格权利。网络庭审直播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是否应予公开,应以能否真正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司法公开所需来判断。权利冲突的平衡以社会和谐为标准,社会和谐的理念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公平分配权利,只有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的协调权利冲突的方法才是法律与社会所接受的。庭审网络直播要协调司法公开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在利益与权利的冲突中构建平衡,在冲突与平衡中发展,维系着权利主体与社会的和谐。


[1] 如笔者审理的一件人身赔偿保险合同纠纷案中,上诉人某保险公司拒绝进入网络庭审直播的法庭,并以未提前告知庭审网络直播、审理程序违法为由向法院提出强烈质疑,最后法院不得不取消庭审网络直播;如一件涉及几兄妹的继承纠纷中,审理前当事人均同意庭审网络直播,但是,事后网民对这起兄妹争遗产的评论,让有的当事人顶不住舆论压力,去信访要求法院撤销庭审直播的相关网络视频。
[2] 游春亮、朱鉴亮:《深圳中院4起庭审直播案非撤即调 忌惮直播公开效应令当事人变卦》,载《法制日报》2011年6月30日,第四版。
[3] 高圣平:《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36页。
[4] [美]爱伦•艾德曼、卡洛琳•肯尼迪:《隐私的权利》,吴姑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导论。
[5] 王娟:《论隐私权的独立性》,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第86页。
[6] 胡铭、梁斌:《网络庭审直播视野中的刑事审判》,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91页。
[7] 谢澍:《刑事审判公开的信息化转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2期,第68页。
[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加强司法公开建设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5期,第44页。
[9] 姚泽金、张艳红:《美国司法与传媒的冲突与协调》,载《当代传媒》2009年第6期,第89页。
[10] 高一飞:《庭审直播问题的法与理》,载《法学》2006年第11期,第12页。
[11] 高一飞:《庭审直播的根据与规则》,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2页。
[12] 龙飞:《美国联邦法院试点“摄像机进法庭”》,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1月11日第8版。
[13] 国家法官学院:《法院与媒体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资料汇编》(2003年),第119页。
[14] 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741页。
[15] 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220页。
[16] 参见蒋惠岭、龙飞:《香港澳门地区的司法公开制度与启示》,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第42页。
[17] 高一飞:《庭审直播的根据与规则》,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1页。
[18]冯江菊:《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保障机制及其借鉴》,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8页。
[19] 顾宁峰:《“权力本位”范式下司法公开制度的反思》,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年第2期,第105页。
[20] 徐显明:《人权建设三愿》,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序言。
[21] 张建文:《从王菲案看我国隐私权保护范围的扩展与保护方式的发展》,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0页。
[22] [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3月第l版,第60页。
[23] 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115页。
[24]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庭审网络直播的案件由法院或法官选择,各地法院对庭审网络直播的案件一般选择案件简单,有律师代理的案件;而避免选择那些案情复杂、当事人矛盾尖锐的案件,这样便于控制法庭秩序,至于庭审网络直播的初衷则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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